新理性与新方法网(3)
2013-05-28 01:40
导读：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但是，当人们研究这个总画面的每个细节时，又不得不将这些细节从其无穷无尽的联系中抽离出来，去逐个地研究形成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而这样做的结果，又不知不觉地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即“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化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作运动的东西，而是看作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12]。显然，恩格斯这里批评的局限性，就是旧理性主义的缺点。现在看来，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复杂性和多因论，只不过是把19世纪已察觉的古老话题重新突出出来而已。只是多因论和复杂性在后现代学者那里，已经不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理性沉思，而是替他们鼓吹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制造遁词而已。因此，当新理性考虑自己的建构时，一方面应当把多因论作为合理的思维成果吸收入新理性；另一方面，又应当把多因论引向理性的轨道，使它内在地成为新理性的一部分。
第三、亦此亦彼论。德里达认为，过去的哲学都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哲学老是围绕着诸如真与假、确定的与隐喻的、实在的与虚构的、经验的与先验的、观察的与理论的、客观的与主观的等等二元对立范畴展开，而且总是第一项先于和支配第二项，因此，哲学家在作结论下判断时，“真理只有一个”。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都没有摆脱的思维方式，因此德里达对此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和颠覆，为多元论、多因论提供了思维方法，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相对论的命题即“亦此亦彼”论。其实，这项思维成果，也不是德里达首创。难道学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他就没有任何启示吗？即使是这样，这一问题在里也已溢于言表。不妨让我们再回到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去看一看。恩格斯在批判旧形而上学时指出：
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3]。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
很明显，恩格斯对人类古老的思维方式，即二元对立式思维方式的缺点已经了如指掌，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绝对思维的观点已溢于言表，并非是含含糊糊的思想。因此德里达的首创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恩格斯却始终没有提供怎样拒绝和排除这种逻辑陷阱的方法。德里达接过这个命题作整体性的颠覆，似乎很彻底，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从有限相对性走向绝对相对性而已，即使其中包含着某些真理的颗粒，也在总体上陷于荒谬。应当承认在一定场合、一定层次上出现“亦此亦彼”相对局面的可能性，因此新理性要设法吸取这种相对性思维，努力克服绝对的二元对立式思维的简单化做法。
第四、系统论。20世纪，系统科学成为一门显学，自有它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当我们为21世纪设想最为合理的总策略——新理性主义的时候，自然应将系统科学的合理部分，吸纳为新理性主义的营养。若从方法论的层面上看所谓系统方式（systems approach）更值得鉴借。闵家胤先生解释说：
我认为“系统方式”是一种新的科学态度和眼光，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来对待，以区别于古典科学的“论方式”……当我们用系统方式来观察、对待和处理被研究对象时，我们已经把它的整体抽象成具有某种属性的关系或关系网络来把握了[14]。
闵先生这里强调的将“对象作为系统来对待”，非常重要，过去仅能在具体事物上有某种系统观，而一旦论述到某种宇宙的本体和本质时，就不把它当作系统来对待，例如一元论者和多元论者可能犯了同样的错误，当他们分别作出这样的把握和界定时，忘记了他们揭示的应是“属性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属性本身；或者说他们应当揭示出“关系的属性”，而不是某个层次的单个属性（即“关系网络”）。而系统地把握“关系表现出的属性”，或者说是“属性所处的关系”[15]，才是系统方法的要义。
这无疑是新理性主义应当吸取的方法。旧理性主义的方法，曾苦恼过马克思，他曾说：“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并不是辩证法”。而列宁更看到了旧形而上学的弊端，在思考着能不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他写道：“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的事实，那么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16]。而系统论的思想，显然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并提供了超越已往，建构新理性主义方法的可能。然而，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因为主张系统论的闵家胤先生，也仅仅想到“进化的多元论”而已，而这种思想并没有比后现代主义和多元论前进几许[17]。
第五、无意识论。20世纪非理性哲学和学中无意识的发现，是人类非理性主义阶段最重的思维成果之一。在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弗莱（Norrthrop Frye, 1912-1991）等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均有相当的合理性，弥补了旧理性主义所忽视的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内容广泛、理性光照不足的领域，新理性主义当然不会拒绝这样的思维成果来丰富自己，同时还会用新理性主义的眼光促进这些方面的研究，使其脱离神秘臆猜的阶段，早日步入科学的殿堂。
还可以列举一些有益的思维成果，这里暂时从略。不过，仅从这里已可以看出，我们将要建构的新理性主义，新在何处。这将是既能继承人类过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维成果，而又能超越过去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体系的人类思维和文化策略的新阶段。
而对于这样的思维和文化建构，要想在西方解构式思维的基础上产生，要想由陷于极度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西方人去建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失去了建构的热情。唐逸先生认为，信仰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知识与信仰哪个是第一性的？
知识在最根本的地方，以信仰为基础。要是没有原初的信念，根本不可能开始求知。在科学上有一些所谓原初设定，比如你得深信世界是有规律的，才能去从事科学。如果你认为世界没有规律性，今天太阳从东方出来，明天从西边出来，就无法研究天体的轨道。所以你必须先验地设定规律，而这是无法证明的，因为你还没有接触它，怎么知道有规律呢？这种先验的指向终极的深刻信念，就是信仰[18]。
显然，唐先生的论述是极为深刻的，的确，人如果连原初的信念都没有，何来的求知、创造的冲动！西方人自尼采起不断地反对传统，解构信仰，发展到德里达、费耶阿本德，已经发展到人的自我贬损和信仰危机的极致，因此，要指望西方人再去建树什么已极困难，这种思维发展的轨迹，只能引以为鉴！只能引起中国人的沉思。
这样，建构新理性主义的任务，便首先落在中人的肩头上了。如果由中国学人来从事这一工作，那么新理性的中国特色将会为新理性主义增加更多的新质要素。也使中西融合，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成了具有紧迫性和建设性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