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冯德英创作的文化意识(2)
2013-05-31 01:08
导读：“三花”如作家所愿地成功描写了胶东人民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展现和挖掘了在那些血与火的年代里，胶东人民的“人情与人性，人的高
“三花”如作家所愿地成功描写了胶东人民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展现和挖掘了在那些血与火的年代里，胶东人民的“人情与人性，人的高尚美德和伟大操守所闪射出的永久璀璨的火花”，从而较好地实现了作家“为人民立传”的良好动机。
三、反思代人民立言
作为一个具有人民情怀的作家，冯德英既深深地关注着人民群众昨天所做出的贡献，更密切关注着他们今天的忧乐悲喜，既为人民的奉献和美德立传，又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民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冯德英，他的心永远紧贴着底层人民，对战后人民的遭遇尤其是人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密切关注。因此，在写了回顾往昔的“三花”之后，他在《大地与鲜花》的总标题下，又写出了《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这两部反映建国初、中期胶东昆嵛山人民生活的作品。两部作品实际上是一部多卷本长篇的上下卷，统一的地理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统一的主要人物形象，杨玉冬、杨日昌、大俊、李书国、杨玉德、蓉子、明霞、孙明光、孙树礼、吴新怀等是贯穿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前者写50年代初期，曾经做出过无私奉献、带着满身战争创伤走进新的人们的命运和遭遇；后者的时代背景主要是大跃进及其之后的恢复时期，反右斗争、大跃进是作品描写的重点。《染血的土地》圄中的人们已经走出了血与火的战争阴影，来到新中国的蓝天下，他们已不用再为战争流血，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虽然仍缺吃少穿但不再有饥饿冻馁，但是，他们仍在遭受着许多身心痛苦，承受着许多的委屈。作品主要通过三对婚姻来展现当时人的命运遭际：为革命事业透支了身体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日昌，得到了寡妇蓉子真挚的爱恋和精心的照料，却因为蓉子曾做过小资本家的媳妇而遭到了当县委书记的女婿刘成仁和当军人的三女儿杨玉秋的坚决反对，乡长吴新怀甚至直接干涉杨日昌的婚姻，硬是拆散了这一对有情人；妇女主任大俊的军人丈夫在解放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爱上了复员残废军人孙明光，却遭到了包括乡长吴新怀在内的众人的围攻和羞辱；直爽泼辣的“踹三脚”江桂枝在埋葬了卧床多年的残废丈夫之后，与曾与她共同照料丈夫的刘有结婚，却遭到了众人的批斗。借以上几对婚姻，作品深刻地刻画了战后普通人的生存境况。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既刻画了当时由陈旧的道德观念构成的文化环境，也巧妙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和环境，令读者看到了由真挚的情爱和相帮相助、相濡以沫构成的浓厚的人性人情，是怎样地受到了来自陈旧传统和极端政治的压抑和制约的。
《染血的土地》最震撼人心的是对大俊的公爹杨日顺这个人物悲惨遭遇的刻画，这位老人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地把两个儿子送上前线，然而解放后两个儿子都沓无音讯，他望眼欲穿地盼望儿子的消息，哪怕是一张死亡通知书也能使他得到安慰，然而，他连这样的安慰也没有得到。这对于一位老人已经够残酷的了，更为残酷的是，他的军属身份因而受到怀疑，极低微的军属待遇也被取消，乡长吴新怀能无耻地为反属嫂子报销医药费，却将这位疾病缠身的老人赶出了乡卫生院。老人与儿媳大俊艰难地生活着，最后，他为了不再给不幸的儿媳增加负担，怀着对儿子的切切思念，怀着对现实遭遇的极大悲愤自杀身亡。杨日顺是冯德英含泪写出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它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50年代初，他从家乡亲人的来信中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的邻居、一位亲手把两个儿子送到解放战争战场的老人，自杀身亡了，原因是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战场上失踪了。老人不仅因此而得不到烈属待遇，而且连个聊以自慰的“烈属光荣”牌子也不让挂。老人悲惨的死，使冯德英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痛哭失声，为老人半生遭受地主剥削、半生为革命折腰的一辈子哭泣，更为他所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忿忿不平。我不理解，在我们新中国的土地上，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天空下，跟着党流血牺牲的胶东人民中忠实的一分子，怎么会得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刻画了这个人物形象，试图通过这个人物的不幸遭遇，为曾经做出过巨大付出的人民的现实境况呼喊。
中国大学排名 从作品对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冯德英的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鲜明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因此，导致杨日顺含愤自杀的当事人一方(吴新怀们)的立场与冯德英是那样的不同，吴新怀等人是站在假定杨日顺的两个儿子可能去了的这一假设上，冷酷地剥夺杨日顺的军属权利，而冯德英则是在老人将仅有的两个儿子送上前线，这本身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不管他们音讯全无的原因如何，老人都应当得到人道主义的关爱、照顾和安慰这一立场上来为民立言的。杨日昌与蓉子的婚姻也是如此，刘成仁、杨玉秋、吴新怀是站在严厉的阶级观念上反对共产党员杨日昌与资本家寡妇蓉子的婚姻，而杨玉冬、杨玉德则是站在同情蓉子的不幸遭遇，为父亲得到了一个好人的体贴照料而欣慰的人性人情立场上来支持父亲再婚的，他们正是冯德英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怀的寄托者。
《晴朗的天空》的时代背景紧接着《染血的土地》，以倒叙的手法逐渐引入了对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和接踵而来的大饥饿的描写。60年代初的大饥饿是“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作品开头便两次让回乡探亲的军人杨玉德在济南火车站看到大饥饿中无助难民的悲惨情景，那正是冯德英所亲见亲历、使他终生难忘的真实景象。作品虽然没有花费过多笔墨写政治运动，但也没有回避对政治运动中人的遭遇的描写。通过杨玉冬、李书国等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蒙受冤屈，反思了当年的政治运动和诸多社会问题。医生杨玉冬是一个十分善良温柔坚韧的女性，她从小溜着墙根走路，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干事情。参军之后，她是一个技术过硬、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好卫生员。在一次战斗中她不幸与自己的伤员一起落人伪军手中，她的温柔秀美赢得了负责看管他们的一个颇有人情味的年轻军官的爱慕，她在坚决拒绝敌军官的追求时也为自己的伤员争取了的机会，并感化那位军官放走了她和伤员。但就是这一救人的善举，却成了日后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委屈、受折磨的因由。她因此而遭受审查处分，一直被下放在基层工作，大跃进期间甚至被贬到水库工地劳动改造。她的不幸遭遇非但得不到县委书记丈夫刘成仁的同情和安慰，反而遭受着丈夫的冷淡和歧视。与她有相近遭遇的是乡民政助理李书国，这位性情开朗乐观的复员军人为人善良，处处成人之美，工作废寝忘食，正直无私，敢于说真话。在反右运动中他善意地给乡长吴新怀提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却因此被打成右派，遭受着更残酷的身心折磨。与真正的好人受冤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投机分子吴新怀的被信任、被重用。这位与嫂子通奸、掩护包庇间谍哥哥吴新恒逃跑、在杨玉冬的卫生院报销医药费不成便携嫌报复的乡长，这样一个道德败坏，善于以权谋私又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却一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成坚定的革命派信任依靠。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这三个人物身上，冯德英是有意识地通过鲜明的对比，来反映那个年代真假不分、事非颠倒的荒谬一面，从而刻画人在时代环境中的命运遭际，并且反思历史的。
冯德英在《染血的土地》的《晴朗的天空》中所刻画的人物和所反映的生活，都是他深入到家乡人民的生活当中，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的产物，80年代初《山菊花》刚刚出版，他便回到家乡昆嵛山深人生活，一住4个月，查阅了解放初期的党政文件，访问了从那些不寻常的年代走过来的干部群众，从那些珍贵的资料和典型的事例中，他觉得自己把握住了新中国诞生后故乡的脉搏，“从那片染血的土地上，我看到了战后人民的命运，看到了如杜鹃花般鲜红的人性、人情、道德美，也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嗜血的苍蝇和小爬虫……”于是他写出了《大地与鲜花》的前两部，生动真实地描绘了杨玉冬、杨日昌、李书国这些‘三花’里的人物及他们的后代，在战后的历史大转折、大演变中的命运遭际、欢乐痛苦、七情六欲，尤其是写了那么多的血和泪，他说：“我写人物的命运，写人物的不幸，是想通过这些，让我们看到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哪些是得，哪些是失；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哪些是应该发生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重温过去的教训、欢愉、苦痛、悔恨……，从人物乖戾的命运、蹉跎的岁月和复杂的政治风云中，显现出真、善、美这个精美的光彩夺目的形象”既为人民立传，又代人民立言，希望人民的命运更好些。冯德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