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与移位(2)
2013-06-21 01:18
导读：但情境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作家的实际生存策略并不能阻绝其内心的思考乃至疑问。以韩少功为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在湖南汨罗县当知青，当时
但情境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作家的实际生存策略并不能阻绝其内心的思考乃至疑问。以韩少功为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在湖南汨罗县当知青，当时其才华就被认可，被选派到县上参与撰写开国元勋任弼时的集(任是汨罗人)。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韩少功发表了三部作品，短篇小说《红炉上山》《对台戏》和评论《批判湘剧<园丁之歌>：育的是什么样的苗》，这三部作品是相当规范的“文革”文学作品。据韩少功回忆：“我当时就没有足够的勇敢，虽然接触到一些地下的思想圈子和圈子，已经对当时的主流话语有了怀疑和反感，但还是抱着谋生第一的私心，屈从于那时的出版检查制度。”⑩应该说，韩少功的这种双重心态在“文革”作者中并非仅见。
如王尧指出的，“其实不仅是顾准，而且包括郭小川，还有郭路生，也有用两种话语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矛盾的，如果没有这个矛盾，那么就没有后来的转换。”[11]相当多的作家在力争取得“文革”主流话语的认同，这是他们取得生存和写作权利的首要条件，譬如莫应丰，他在一九七四年就开始秘密写作批判“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1976年9月出版)。《小兵闯大山》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文学规范的，但文中传神的人物对话、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地方风物描写，与此前出版的克非的《春潮急》有相似的地方。
类似于韩少功、莫应丰、郭小川和食指的矛盾心态，在“文革”后期作者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西方理论家E•弗洛姆认为，自由对人具有双重意义，它的负面效应就是常常使人限于极端的孤独中，人们只好向后倒退，连消极的自由也放弃掉，“逃避的结构是指个人放弃其自己独立自主的倾向……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求新的第二个束缚，以代替其他已失去的原始约束”[12]。在当时“触及灵魂”的全民革命氛围中，作家“逃避自由”的心理无疑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众多作家参与到“文革”主流文学运作的原因之一。“文革”中发表作品、后来参与新时期文学建构的作家人数是相当惊人的，张抗抗、贾平凹、韩少功、陈建功、陈忠实、叶蔚林、古华、刘心武、蒋子龙、郑万隆、王润滋、朱春雨、朱苏进、刘亚洲、张长弓、周克芹……我们对此完全不必有所隐讳。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多重写作模板存在的可能性
——“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
可以说，“文革”中后期，主流文学仍然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这些细微变化蕴含着一些重要讯息。一方面，“文革”文学的一统化局面开始出现裂缝，使《纪要》所代表的“文革”激进主义文化思潮面临波动;另一方面，被排斥的一些传统的、西方的因素重新回到创作中，使得“文革”后期文学呈现出某种暧昧状态，譬如，《大刀记》《沸腾的群山》《剑》这些“前文革”的长篇小说得以出版，八个样板戏被各地方
戏曲移植呈现了不同样貌等。
据现有资料来看，“文革”中后期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仍是相当严格的，但已不同于前期那种砸烂一切的激进主义文化策略：报刊图书出版开始恢复，逐步开放，知识分子被允许部分程度地恢复工作等等。“文革”之前和期间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和“黄皮书”开始一定程度的流传，地下文学风起云涌，这些都显示“文革”后期多重写作模板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地下文学的发展完全不能取代主流文学的权威地位，其流传程度也有限，但历史的运行终究是一种合力，在“文革”主流文学作家群这里就出现了某些分化。
“文革”地上作家中，有一部分人是“文革”前就开始创作的。古华在“文革”前就有作品发表，他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间有短篇小说《“绿旋风”新传》《春临街纪事》《仰天湖传奇》发表，一九七六年九月出版了长篇小说《山川呼啸》(可视作《仰天湖传奇》的长篇扩写版本)。《仰天湖传奇》在题材上并不具有更多新奇之处，兴修这个背景在别的小说也用得很多，但这部小说在“文革”后期主流文学中仍是独特的，小说对仰天湖奇美风光有逼真描写，生动地描写了地下探险、阴河截流等富有传奇意味的场景。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类似古华的“文革”作家还有叶蔚林。叶蔚林与古华一样，“文革”前也有作品问世，其发表于一九七五年的《大草塘》和《狗鱼的故事》，都能在“文革”话语的包围中显示出一定的艺术功力。《狗鱼的故事》写的是盘金旺苦大仇深，孩子因无钱救治而病死，解放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重新捉鱼，探索人工喂养狗鱼的方法，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盘金旺十岁死了爹娘。青山千叠，没有他的一撮泥土，森林似海，没有他的一片叶子，他像一只倒巢的鹌鹑儿，落到秀水冲……水中的青苔，把他的双脚染成了苍绿;深山的白雪，染白了他的双鬓……”很难想象，这段优美文字出自于“文革”中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在贾平凹早期作品中，“文革”“小说创作中的煽仇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13]居然以相当童趣的艺术面貌出现。《弹弓和南瓜的故事》是一篇儿童小说，写一群小伙伴如何通过被弹弓射进南瓜的石块这一细节发现地主搞破坏的事情;《队委员》则塑造了一个警惕性很高、可爱可敬的大娘的形象。针对贾平凹的“文革”作品，有学者认为“贾平凹的童心与童趣也曾经遭受过污染”[14]，我不能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依据“文革”严苛的文化语境，以儿童小说的形式描写阶级斗争屡见不鲜，“用布莱希特式的隐喻来说，儿童成了突出的舞台，以使典型的历史力量在上面争斗”[15]，作家不过借用了这种形式而已。贾平凹的早期小说，擅长从生活中撷取片断加以提炼，这与其新时期小说的写意式风格构成了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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