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与移位(3)
2013-06-21 01:18
导读：总体来看，能够顺利过渡到新时期的“文革”作家，往往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文革”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乡村经验，并且在新时期将这种乡村经验化为乡土
总体来看，能够顺利过渡到新时期的“文革”作家，往往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文革”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乡村经验，并且在新时期将这种乡村经验化为乡土的创作资源，如古华、叶蔚林;二是对自己笔下的生活非常熟悉，且有一定的触觉，尽管“文革”期间的作品平平，但能将这种生活素材在新时期转换成创作题材，如陈建功、李存葆、朱苏进;三是“文革”期间就创作有相对质量上乘的作品(公开发表和未公开发表)，在新时期能够继续保持敏锐的艺术感受，如贾平凹、蒋子龙、冯骥才等。当然，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分析这些“过渡”作者的情况，并非是矫饰和美化“文革”文学，而是说，新时期文学并非平地而起，不是随着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垮台而突然出现在文学史中的。如果将“文革”文学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即使新的文学事实逐步确立，完全不同于‘文革’文学时，它们也没有脱离与‘文革’及其文学的血缘关系”[16]，这也是我们来考察“文革”文学及其作者结构的重要原因。
相互纠缠的资源和文学记忆
——“文革”后期作家的移位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文革”结束前后的中国文坛，会不无惊奇地发现， 新时期之初的文学话语，与“文革”话语竟有相似之处，只是，控诉和斗争的对象转换了，但那种激愤的、诉诸血泪的叙述方式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实，这就是“文革”作家另一种表现状态了，即作家创作的移位，“文革”的写作资源和文学记忆依然顽固地保留在他们的创作中。
主题内容变化、叙述方式不变的尴尬局面更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这主要是因为长篇小说的创作时间更长，很多一九七七年甚至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其主要内容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这样，随着“文革”的结束，作家们的写作姿态就不得不发生匆忙的移位。譬如谌容的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谌容最初的打算是要写一个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吕梁山正式动笔。随着“文革”的结束，谌容不得不进行相关的调整，该书得以在一九七八年出版。取名为《光明与黑暗》，意指造反派和走资派所代表的势力，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也显得力不从心，譬如乔云广，是过去的县长，走资派出身，在小说中以正面形象出现，这明显是作家为配合新形势作出的匆忙修改，小说的情节也较为拖沓，多处有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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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问题，还体现在朱春雨的《大业千秋》，张笑天的《严峻的日子》，叶辛、忻趵的《岩鹰》等长篇小说中。“文革”结束之初的读者们需要更切合自己情感诉求的作品。这样，表达方式更加“短平快”的短篇小说自然成为新时期之初的主要文体。
刘心武于一九七七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它写到两种被“四人帮”毒害的少年，一种是有流氓习气的宋宝琦，一种是“左”得可怕的所谓好学生谢惠敏，在作家这里，显然后者是更严重的灵魂受伤。倘若我们梳理刘心武的前后创作，就会发现，谢惠敏这个形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刘心武于一九七五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小主人公方旗年仅十一岁，已跟老奸巨猾的教唆犯斗争了，思维之缜密、阶级觉悟之高，不似一个少年，他的“左”与谢惠敏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九七五年，刘心武还发表了中篇小说《盖红印章的试卷》，小说中工农兵的实践战胜学校书本教育的故事，在“文革”文学中非常普遍。
“文革”结束后，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上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一个改革家形象乔光朴，被认为是改革文学最早的作品。蒋子龙对题材的关注是从“文革”时期就开始的。一九七四年，蒋子龙发表了《压力》《春雷》，一九七五年发表了《势如破竹》《前锋》，描写的都是工业生产中的阶级斗争场面。真正为文坛所瞩目的是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在《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上)，是在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国民初步调整的大形势中产生的，小说描写了一个有魄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霍大道正是后来乔光朴的原型。由于《机电局长的一天》中表述的对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赞赏，在而后急剧发展的形势中，它被判定是为邓小平翻案的“毒草”。蒋子龙顶不住压力，写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说《铁锹传》，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蒋子龙创作中的污点在一九七八年前后又受到严厉批判[17]。很快，蒋子龙在一九七九年拿出《乔厂长上任记》，才算彻底为这种批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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