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与移位(4)
2013-06-21 01:18
导读：刘心武的《班主任》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当时之所以能引起那样迅疾的反响，是因为这两个作家恰逢其时地实现了自身创作的移位，这种移位，正
刘心武的《班主任》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当时之所以能引起那样迅疾的反响，是因为这两个作家恰逢其时地实现了自身创作的移位，这种移位，正是以他们在“文革”中的创作为基础的。尽管《班主任》与《睁大你的眼睛》在价值论上是南辕北辙的，但就人物塑造而言，方旗实际上就是《班主任》中谢惠敏的另一个版本。在《班主任》中，作家从叙事策略上置换了叙述主体，将从前赞扬的阶级斗争置换成批判的对象，将从前的正面人物重新设定为非正面人物。在此基础上，作家安排一个导师的形象(张俊石老师)，能更好地以启蒙语调展开叙事，从读者的阅读接受来说，能以俯视角度完成对“文革”的情感控诉和批判。
现在看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确实是一部比较粗糙的小说，但当时它却引起文坛内外的强烈反响，这主要是因为在读者的期待中，需要乔光朴这样的铁腕人物以现代经验介入到国家叙事的过程中。英国当代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二十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显著特征是“主义”、“”和“—国家”[18]，但在很多后发现代国家中，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同时具备的，是先后产生的。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开拓者家族”小说所隐含的叙事就是：将阶级斗争的民族国家话语置换成工业文明的现代话语，使之成为叙事主体。这种话语置换，实际上《机电局长的一天》这样的“文革”作品就已经在悄然进行了。
结语
实际上，“文革”话语范式不仅在“文革”期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文革”结束后，依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关于新时期众多作者在“文革”期间的创作，研究界则不应该完全回避。这些作者的创作中矛盾重重的过渡，正是史发展的一个映照，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特殊时代的畸变文艺形态给作家造成的种种影响。“文革”文学的研究值得再深入下去。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参考文献：
① 洪子诚：《中国史•史料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524页。
② “文革”期间的“三结合”，是指“党委领导”、“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编辑人员”合力进行文学创作，被认为是“造就大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好方式”(周天：《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朝霞》1975年第12期)。
③ 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编辑学刊》，1998年第3期。
④ 以上数字，根据《全国总书目•1966——1969年》的数据，中国版本编，1987年出版。
⑤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85页。
⑥ 韦君宜：《思痛录》，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51页。
⑦ 陈 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615页。
⑧ 张抗抗：《从西子湖到北大荒》，《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⑨ 《姑苏小巷有文夫》，《文艺报》，1999年10月9日。
⑩[11]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8页，第30页。
[12] E•弗洛姆：《逃避自由》，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89页。
[13] 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53页。
[14] 王 尧：《迟到的批判》，大象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8页。
[15] [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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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主潮》下册，福建出版社出版，2004年出版，第684页。
[17] 蒋子龙《铁锹传》前后的风波，在吴俊《环绕文学的
政治博弈》(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和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有详细记载。
[18]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和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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