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特征(2)

    另一个在90年代文坛中引起关注的女性作家是陈染，她的私人化表现了极端化的个人体验。陈染的《私人生活》为“私人写作”进行了命名式的界定。私人当然是与公众化群体化相对照的，90年代陈染们张扬“写我”和“我写”—我写我，我写我身。她表达的是个体经验，与的空间的普遍具有相当差异性。处于相当隐蔽的私人经验和空间，导致她的写作大多采取了一种“新”的个体传记的幽闭形式，或自己的下意识无意识的琐碎回忆和零乱的整理。

    陈染的小说将自己放置于边缘处境:不写主旋律大叙事，只写小我一己的窥探;不代、代他人立言，只写自我的小世界;不写启蒙救国，只写个人那份相对狭小的天地。无疑，这样的写作实在难以逃离误区，但在大话、套话、谎话、黑话连天的时代，这种选择也充满着新的意味。这种疏远于精神本质只面对身体肉体的实际状态的写作，无疑使作家所理解的真实世界和生命意义，都与过去有了相当大的差异。也许这种趋于小我的真实的写作或私人化写作的史意义，并不在于她写了“私人”话语，而在于她在公众大话语盛行的时候，拓开了一种独特的私人经验，并将这种私人经验的合法性在90年代欲望化浪潮中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人们赞赏也罢，贬斥也罢，私人化写作的误区盲点事实上是与其合理意义并存的。它将在一元化的写作处于休克之中时，突出另外一种多元化写作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要付出相当沉重的灵肉撕裂的代价。

    三、准自传体形式与自恋情结

    90年代的女性作家的创作往往采取准自传体形式，以第一人称貌似真实地讲述个人经历经验，或虽采取第三人称(隐含的第一人称)，但努力将人物的体验与作家形象重叠。她们被公认为“更新代”成员，迷恋亨利·米勒，追随杜拉斯，熟读普鲁斯特，深受张爱玲的影响。同时，(例如Nirvana的摇滚)、梵·高的绘画也对她们的创作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几方面的基因使她们的作品缠绵着阴柔的调子与亨利·米勒式的反叛与疯狂。音乐的影响使她们的中纠葛着丰富的意象，但却只是情绪的表达没有意义的实指。

    90年代的女性小说家更倾于描写异性恋，或以“性”做交易，或用“性”设宴会;而写女同性恋时，她们则当然地持惯常的既自信又无知的态度。她们的性幻想与性自信画面，有商品社会将“性”物化的特点，而缺乏作者同画面的距离感，谈不上多少理性的思考。在她们笔下，“性”是“例行公事”，是“公开的秘密”，也是“单纯的欲望”，而不再是前代女性写作者笔下的“自恋的媒介”。}i然而，细读‘`70年代人”提供的“另类文本”，我们会发现，性描写依然执著地言说着权力与禁忌。

    在《床上的月亮》、《像卫慧那样疯狂》等小说中，卫慧使我们遭遇了惊惊的初夜描写:十几岁的女孩爱上成熟的男人，男人却拒绝她的处女之身。于是，女孩将什么东西塞人自己身体。菲勒斯意指由阳具所代表的观念和价值，在这里，卫慧笔下的女孩们在撕痛中强加给自己的正是男性的游戏规则:拒绝处女、拒绝责任与承诺的游戏规则。周洁茹更多地是在想象“性”。她小亡翼翼地用一个词来概括两性关系的实质:疼痛。在一篇名为《花》的小说中，叙事者“我”向四位女友进行了关于“疼痛”的执拗地追问，但她们谁也没给出真实的答案。最终，“我”在想象中告诉自己:疼痛肯定是与强迫联在一起的。在棉棉的小说《啦啦啦》中，“初夜”与“交易”联系在一起，男人对女孩说:“小姑娘你想搞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嘛?我把我的故事都告诉你你就跟我回家好吗尸此时，女孩的要求是“搞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换言之，她想搞清生活的本质。男人的答复是:我把我的故事都告诉你潜台词是:生活是怎么回事。男人的故事，或者说，男人的故事规定生活的本质。交换条件是:性，女孩的身体。渐渐地，棉棉笔下的女人们在熟知男人故事的同时也习惯了自己在故事中的角色，渐渐地学会“享受痛苦”，并以此为麻醉剂。

    如果说，棉棉以“享受痛苦’‘为顺应这种关系，卫慧与周洁茹则将性重新变成了自恋的工具。以卫慧的《说吧说吧》为例:酒吧间里，美丽的女性充满了“听”的欲望，不断要求对面的陌生男人“说点什么吧”。而在男人的房间里，身为摄影师的男人充满了“看”的欲望，用相机捕捉床上女人的姿态。此时，男人的欲望代替了女人欲望，但女人的主体性并不就此沉睡，在男人看的同时，她也在通过“梦的反光”，通过男人的目光看自己的身体。男人便如一根光纤导管，将女人欲望的目光索命般地引向自身。在《到常州去》等小说中，周洁茹讲述了“男人勾引女人”的故事，旅途中，富有的男人不断向美丽的女人献殷勤，但女人保持沉默。然而这不是勾引的故事，却是拒绝的故事，真正的导演、表演者是女人。通过吸引与拒绝，女人控制了男人的欲望，并以此获得权力欲的满足。可以看出，在卫慧与周洁茹的小说中，欲望的主体是女人，最终的欲望客体还是女人自身，她们讲述的仍然是自恋的故事。

    无疑，这些女性创作的“性”走向，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女性创作中关于性题材的某些特殊叙描，是女性自我探索的组成部分，不宜用男权中心话语去贬斥;但也不宜像有的女评论者那样，将它们视为女性文化的保证，或将其作为女性文学的先导和趋向来加以鼓吹与抬高。文学表现“性”走向，既不同于的实验报告、又不同于、学的社会与理论阐述，由于化的躯体语言总会直接地作用于读者感官，而产生模糊的暗示效应;因此，作家应特别地以爱心控制好情与理、肉与魂的关系，避免某些不必要的、负面的诱发作用产生

    90年代是我国商品正式终结计划经济的象征，更是个性张扬的年代，这时期的女性小说创作，既有着女性作者们个人的许多特征，也真真切切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特征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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