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前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与新农村文化建设

　　关键词：题材　创作　新农村建设

　　论文摘要：当前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作为先进文化的载体，要把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时代脉搏，体现新农村文化建设应有的节律，提炼和升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精神、文化享有和文化关怀，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充足的文化条件。

　　当前，人们对于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从利益调节、社会的角度思考实现路径，而较少从文学、等精神文化的层面去讨论问题。实际上，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文化、等多种手段同时运用。在这中间，文学的作用十分重要，不可或缺。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作为先进文化的一个载体，应站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潮头，把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时代脉搏，体现新农村建设应有的节律，提炼和升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精神、文化享有和文化关怀，从而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真正表现出新时期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本质和分量。

　　一、当前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时期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情况，我们欣喜地看到，农村题材创作队伍不断壮大，老中青三代作家各领风骚；创作体裁多样，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戏剧和文学评论等齐头并进，佳作纷呈，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面表现农村改革现实的长篇小说有吕雷的《大江沉重》、孙惠芳的《歇马山庄》、关仁山的《天高地厚》、何申的《多彩的乡村》、向本贵的《盘龙埠》等。与长篇小说创作更多地表现不同，中、短篇小说创作更多地关注现实。从近几年“鲁迅奖”获奖中、短篇小说看，农村题材的作品都超过了半数。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何申的《年前年后》、刘恒的《天知地知》、阎连科的《黄金洞》、迟子建的《雾月牛栏》、陈世旭的《镇长之死》等获奖中、短篇小说都是农村题材，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相比，报告文学创作更加关注农村现实。如《执政基石》推出的是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李家庚形象，重塑了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大山的呼唤》则在呼吁帮助解决山区孩童求学难的问题。可以说报告文学在关注民生方面比虚构文学更加深刻。

　　虽然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无论是数量、品种、门类，还是质量、水平，都还有明显的差距。

　　首先是当前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缺少与时俱进的动能和张力，没有很好地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要求，去反映农村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对农村基层群众的呼声还缺乏热切的关注，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深层意蕴开掘不够，满足于捡拾农村生活碎片。因此，所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也就缺乏新农村建设的时代气息，特别是农村干部的形象最单薄、最概念化。不少作品迎合某些流行的趣味与西方对中国农村的想象，渲染贫困、苦难、保守、短视等J。有些作者沉湎于纯粹“小我”，从个性化走向“个人化”，从“个人化”走到“私人化”，玩文字，玩形式，玩技巧，甚至玩“不知所云”，其必然的后果就是作品灵魂的枯萎。有些作者甚至宣传一些与新农村建设相悖的思想观念，严重违背了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美学原则，对人们的身心产生了毒化作用。

　　其次是通俗化有余，而内涵不足。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作为农民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载体，应立足于农民大众，为农民大众所喜闻乐见。那么，这就需要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尽量通俗化，突出趣味性和娱乐性。但是，文学还具有提升大众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的功能。因此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光有趣味性和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具有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和审美内涵。可是当前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忽视了这一点，特别是一些通俗文学作品，用“消遣”的绳子把文学从尘世问吊到了半空，仅止于对“趣味性”的追求，不注意文学的社会功用，把审美和思想价值丢在一边，甚至表现一些低俗下流的东西。这种作品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典型性和趣味性的美学原则，既不能体现“醒心”宗旨，又失去了“娱目”的功能。

　　第三是生搬硬套西方的表现形式，忽视了农民的审美情趣和文艺欣赏习惯，远离了中国普通农民的艺术消费水平。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已成为世界各共同享有的文化财富，不同民族的文学彼此借鉴，有机结合，和谐共存。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样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要代表农村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这是前提。然而从我国当今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发展来看，虽然也表现出开放和借鉴精神，显示了当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但许多作品没有立足民族性，而是生搬硬套西方的艺术表现形式，对民族传统的文学形式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不易被农民群众所接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