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通俗文学勃兴的原因(3)

　　通俗小说从一开始就有商业利益的企图，读者的爱好决定了其创作题材与技巧的选择。而读者的品位是受的影响而不断改变的，前期通俗小说的不断创新可以说是在需求引导下不自觉的调整。抗战时期，通俗当然不能背离战争这个人民大众关注的主题，在俗中注入雅的因素；另一方面，战时人们易陷入恐惧与空虚，此时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与刺激，对文学娱乐性的渴求更为强烈，这也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四、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大众化、化的讨论在战前就已广泛展开，到30年代末4O年代初引起了两场意义深远的讨论。解放区1939年后展开了民族形式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基调早已确定文学要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周扬、茅盾、何其芳、沙汀等纷纷在《中国》、《新中华报》、《文艺突击》上发表文章探讨对待1日形式的问题，要求一种经过改造的旧形式，即所谓的既富有性又能通俗，同时又是有着浓厚的中国风味的一种形式。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要求文艺要为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向工农兵普及和提高。讲话直接促成了解放区一批划时代的新文学通俗小说产生，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它将明晰的思想浅显的内容和民族化形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时问实践讲话精神的范本。

　　　同时沦陷区也展开了关于通俗化大众化的讨论。1942年通俗期刊《万象》在主编陈蝶衣的倡导下连续推出两期“通俗文化运动”专号。陈蝶衣、丁谛、危月燕、胡山源、予且等通俗作家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通俗文学内容浅显有趣、意识前进、易于为大众接受、艺术单纯、技巧而周详、对大众有提高和作用。

　　这两场讨论对新旧形式关系的认识一致，使通俗作家把通俗文学当作一个严肃的课题来对待。他们自觉地深化理论认识，认识到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积极地对通俗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进行革新。

　　由上述几点可知，抗战时期是走向雅俗互动、蜕旧图新的巨大转折期。中国通俗小说在市场和理论建设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艺术境界和艺术水平都发出了现代气息，获得了空前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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