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中西文化融合背景下林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关键词：中西融合；林纾；；反思

　　论文摘要：林纾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在中西文化融合与近代中国出现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他着重对的“中庸之道”、儒学界不切时务的不良风气、传统小说的“旧式模式”与传统史学的“正史观”、“士农”的封建等级观以及男尊女卑的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林纾虽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但他反对解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始终坚持对传统文化的信仰。

    林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在中西文化融合与近代中国出现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和“集体自觉”精神的感召下，在危机来临之时，他与众多学人一道共同承担起创新传统文化的使命与重任。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张之洞等人主张的“中体西用”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在林纤的思想中均有鲜明体现。

    从文化重建的价值意义角度来看，有效的文化反思需要学者突破思想上的条条框框与陈规戒律，既做“局中人”，又能从“局中”跳出来以旁观者的眼光客观审视原有文化。对于负有近代古文大家身份的林纤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他“年十岁受书，读欧文、杜诗，能作慧解。……自十三岁至二十校阅古籍，不下二千卷，强记博问，又擅画山水，才名噪甚，为古文，寝馈昌黎，而于桐城诸老，亦欣慕焉”。他不懂西文，用文言文译述西方小说，又足以说明他的旧学根底之牢、传统文化的浸染之深。难能可贵的是，林纤并没有受到旧学思想的局限，他勇敢地跳出“格局”，以旁观者的清醒意识客观冷静地审视传统文化，通过自己的理性反思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改造。

　　一、林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

    (一)中西文化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华夏—汉族农耕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上，它面对的周边异质文化主要是游式或半农半牧文化。在彼此的文化比较、冲突与融合中，华夏—汉人虽可能在军事上被“夷狄”所征服，但常常在文化上征服“夷狄”，演出文化史上的“征服者被征服”的奇特现象。在这一意义上，古代中国文化在周边异质文化的碰撞下从未遭遇文化危机，其“夷夏之防”的文化也从未受到挑战，中国人“内夏外夷”、“以尊临卑”的心态始终一以贯之。

    近代以后，西方文化输人中国，开始了与中国文化比较、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思考方式重抽象化、理论化和化的，与思考方式重实际、人生和内在系统的中国文化，形成鲜明对照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从排拒、借鉴、吸收与容纳的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种族上的“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在40年代受到动摇，文化上的“中西之大防”的观念在90年代也开始崩塌。西方书刊的传人、留学生的派遣与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的宣传，使中西文化逐步走向融合。

    (二)近代中国出现社会转型

    中国数千年来，虽有朝代更迭，但封建专制制度并未发生变化，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未发生质的变更。但1840年鸦片战争后，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的中国社会经历着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都发生着剧烈的调整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与包括战国在内的往昔任何变革都不可同日而语”，难怪近代士人每每发出“千古之奇变”、“世变之函”一类的惊叹，诗人黄尊宪称其为“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梁启超把数千年以来的中国称为“停顿时代”，而把这时期的中国历史称为“过渡时代”。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形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古代中国的文化是在东亚大陆内部发生、发展的，即使有来自西亚、南亚文化的影响，其强度也较为有限，但近代以后，中国文化日渐纳人世界文化体系，直接承受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其原有的优势地位开始发生动摇。

    诞生于近代的林纤，其文化反思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展开的。传统文化的危机、中西文化的逐渐融合为其文化反思提供了客观前提。同时译述西方小说的独特经历，又使其具备了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善于从跨文化视角去审视传统文化，这种主观上的优势地位又为其文化反思提供了学术便利。

　　二、林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

    (一)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体系中有关为人处事的一条重要价值标准，它强调在人际关系处理中要做到中庸协和、不偏不倚、不走极端。林纤认为，用“中庸”思想约束“圣人”则可，用其训导国民则危害不小:“吾国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于是训者以中为不偏，以庸为不易。不偏云者，凡过中失正皆偏也;不易云者，夷猫以避皆易也。据义而争，当义而发，抱义而死，中也，亦庸也。若夫洞洞属属，自恤其命，无所可否，日对妻子娱乐，处人未尝有过，是云中庸。特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耳”。他感叹国民缺少象英国人鲁滨孙一样的勇敢探险精神。

    林纤叹服于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民族团结与抗争精神，英国人视死如归，“以国为身，不以身为身，故身死而国不可夺，’;日本人“自视一人之身，一日本也”，“身死而同志继之，虽百人死而一人胜，即可谓之日本胜耳”。中国则不然，“舍其固有之利，拱手授人，且以客凌主，举四万万之众，受约于白种人少数之范围中”。国人之所以缺乏民族团结与抗争精神，其根源乃在于儒家所谓的“中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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