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式思维与钱钟书文学创作

    关键词：钱钟书  创作  悖论式思维  解构

    论文摘要：悖论式思维是钱氏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的一种思维方式，钱氏运用它来揭示悖论，探索人生真相。还原生活本真。钱氏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解构，呈现在文本运用、主旨建构及人物创设等诸方面。

    巴赫金曾指出，每位作家对于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撷语言的手段和范围。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根源于他所独特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他观察和理解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曾把语言看作是在每一点上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活动相互渗透的东西。因此，当我们研究语言时，实际上是在研究一个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口]3。。所以，从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的角度审视钱钟书文学创作，一方面，我们能深切感受到钱氏对现实的极其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以一种特殊的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人生与世界，即从生活中诸多尤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看出矛盾和悖论。在通过对它们内部联系的揭示中解构与颠覆传统理念，呈现或还原生活本真。这一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可称之为悖论式思维。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感受到，钱氏文学创作显示了钱氏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期内的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即在现实的种种境遇中，钱氏感受到生存的荒诞与悖反，于是，他试图通过写作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认同来排遣内在心灵的一种不可克服、排遣的矛盾性，而这种不可克服与排遣的矛盾性，在其该时期创作的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作品中，便突出地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思维语境，即悖论式思维语境。钱氏将悖论式思维拓展为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并将其广泛运用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中来。钱氏《管锥编》以“易之三名”开篇，抓住了中国语言“一字多意且可同时并用”的基本特征，并将“一字多义”的现象归纳为两类：“一日并行分训。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训”。对于“背出或歧出分训”，钱氏论述道：“古人所谓‘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使相反者互成，，[]2。这一“反训”之法即是悖论式思维的一种表现，体现了钱氏对世界本质的辩证把握和辩证思维。针对这一“反训”之法，钱氏在《管锥编》中还特阐述了其合理性及其在上的意义：“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倘求意赅词达，对仗攸宜。……又称‘反对为优’，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J1‘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即体现了悖论式思维，而“反对为优”则正是钱氏善于且乐于进行的悖论式思维的标准，也是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审美出发点。

     就其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来说，钱氏文学创作正是一个包含着无数组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对立又统一的悖论的象征，悖论式思维方式的运用在这些文本中极为普遍，既有语义上的，也有作品意义、主题及文本形式上的。主要来说，呈现在悖论式语言的运用、文本的主旨建构以及人物创设等方面。

     一、语言的悖论形态

　　语言是思维反映的存在形式，悖论式思维在文本语言上的运用是钱氏文学创作中颇为常见与普遍的思维形态。这一语言形态可称之为悖论式语言。在学术研究中，钱氏惯常以悖论式思维对具有特殊高位的传统现象进行解析，并呈列出与传统理念“相违而亦相仇”的对立语意，致使其处于对立拆解或颠覆状态。在文学创作中，钱氏同样运用悖论式思维，从语言人手，利用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和意义的可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特质，运用“反训”之法，解构用语言构建起来的传统文本的权威以及神圣的理念。

　　可以说，颇具创造力的钱氏常在表述一些事物时，运用悖论式思维方式创制两两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物，从而在表述上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创造，“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换言之，在对现象的审视中，钱氏常热衷于对之作正反对立两两并举的思维，常用“反过来说”这一逆向思维方式来对问题进行思考，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思维结果，即展示其与原有寓意相悖反的新的见解，甚至解构和颠覆了原有的寓意这一思维与表达方式，钱氏早在其随笔散文中便已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在人生边上)eP是其悖论式思维的结晶。因此这种两两相对的悖论式语言表达在《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触目皆是，举不胜举，诸如《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文中：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le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男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