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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式思维与钱钟书文学创作(4)

2013-07-05 01:01
导读:《纪念》中女主人公曼倩的丈夫才叔不知妻子所怀的孩子乃自己表弟天健偷留下的种,在天健架机战死后,才叔声明要将未出世的孩子取名为“天健”以作

  《纪念》中女主人公曼倩的丈夫才叔不知妻子所怀的孩子乃自己表弟天健偷留下的种,在天健架机战死后,才叔声明要将未出世的孩子取名为“天健”以作“纪念”。才叔所要纪念的,恰是曼倩急于要忘却的,这是一种悖反的情怀!不仅于此,天健在强迫了曼倩的身体后因顿感尴尬无趣急于淡化和忘却与表嫂的偷情事,然而即便是他的意外死亡却也不能抹除残留在阳世的一切难堪;而活着的曼倩本以为天健的死终于将两人之间的偷情丑事彻底一笔勾销,但出乎二人意料的却是一个遗腹子硬生生地作了他们永久的“纪念”。当“纪念”是以一个一天天大起来的胚胎且终将面世来呈现时,“忘却”也就永难实现了。作者似乎是要告诉世人,这种悖反的生活和命运是人们永远难以规避的。

  在钱氏小说中,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被引申并运用到与主旨建构紧相关联的人物创设上来了,钱氏在其文本中进行了创设悖论式人物的解构书写。在作品主旨的建构中,钱氏依循其“背出分训”、“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对仗攸宜”等理念,在《围城》中创设了这样的两个人物——他们以相互对立的生存状态完整而又相谐相合地展现了“无毛两足动物”在“围城”世界中的两种基本人生形态,此二人即是方鸿渐和赵辛楣!“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围城》中,同属于“无毛两足动物”、同处于“围城”中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二人,面对“围城”却表现为一正一反的“反对”角色:方鸿渐呈现的是深陷“围城”困境不能振作自拔的一种生存处境,而赵辛楣呈现的则是在“围城”世界中更能积极振作地对待“围城人生”的另一种生存之道。这是“围城”中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两种人生形态,前者是作者对现实“围城”人生困境的描述,而后者则可能是作者为“围城”困境中的人们指出的一条理想的超越困境的生存之路。也就是说,小说本包蕴了一“柄”——被作者否定和批判的方鸿渐的“围城人生”,作者又设置了与之相违的另一“柄”——受作者喜欢与赞赏的赵辛楣的“围城人生”,来作对照,因成“两柄”。“两柄”所蕴之两义虽相违而亦相仇,但在钱氏思维的统筹中却使二者相反相成。正可谓理殊趣合,蕴旨于斯。作者创制这两两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对立人物,在解构的同时也进行了新理念的建构。

  此外,钱氏针对“五·四”以来众多作家创造知识精英式的“海归”留学生的形象及理念,对立创设了同样是“海归”留学生但却“一无用处”的方鸿渐这一反知识精英神话的人物!这是个“既没有愿望、更没有行动实践用改造中国的事业”的“无用之人’,[引。这也是钱氏“背出分训”的思维形态在人物创设上的又一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纪念》里的才叔与天健,同样是一对相当典型的“正反仇合”却“对仗攸宜”的“反对”角色,当然,作者在这两个角色问寓含了更多的反讽。这样的两个男人,才叔是曼倩的丈夫,天健是曼倩的情人。才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多年的并未完全消磨掉才叔的乡气,也没有消磨掉他的孩子气”,“天真的卤莽、朴野的斯文,还有实心眼儿”,不会狂热的爱,只会平顺滑溜地渐进亲密;作为一个机关小职员的他“不是一个会钻营差使、发意外财的能干丈夫。只会安着本分,去磨办公室里比花岗石更耐久的台角”,“前途渺茫”.“不知世事”;【4]g。对自家园子那垛“粗朴的泥屏”土围墙,不但接受,并且拥护、夸傲、颂赞,,[‘]们,然而这垛倍受他夸赞的土围墙却并不能保护他的婚姻家庭和妻子的贞节免遭“空袭”,并不能阻挡妻子的“红杏出墙”。而天健,“身材高壮”,“五官精细”,“谈吐安详”,“善于交际”,“西装穿得内行到家,没有土气,更没有油气’,[‘],这是一个颇得女人喜欢的花花公子。作为战斗机飞行员的天健本是驱逐来袭的敌机以保护国民免遭敌机突袭,但对于才叔的土墙环守的婚姻家庭来说,天健却“好像空袭的敌机,毫无阻碍地进来了”,他主动出击,巧耍伎俩,最终引诱得曼倩“红杏出墙”,并获得了曼倩的感情,强迫了她的身体,甚至留下了一个遗腹子。但天健及其战机终被击落,“获得惨酷的平静”,“一番热闹之后,天健的姓名也赶上他的尸体,冷下去了。',[4]l。。但是,他却以其遗腹子可能被命名为“天健”而或将获得永恒的纪念。然而“无知的人最幸福”,“才叔懒洋洋地看着他夫人还未失去苗条轮廓的后影,眼睛里含着无限的温柔和关切。”[{]l乱无知的才叔的“幸福”,以及拟将妻子所怀的天健的孩子命名为“天健”以作为对这个“第三者”的纪念,令我们在为之悲哀的同时更倍感人生的荒唐与怪诞。而天健呢?千方百计地“在整个占领了曼倩的身心”后,事与愿违,他的生活方式及追求所带来的结果不过是“达到目的以后的空虚……这成功还是进一步的失败”[43n!因此,天健与才叔这一对人物的相互对立与对应,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相互拆解与否弃。这是一对典型的悖论存在。

   钱氏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解构书写,在通过文本向读者展示事物所存在的悖论状态的同时,真理也呈现在其中了,“因为智慧的运用就在于从矛盾中发现为人们忽视或所误会或所掩盖的内在统一”[8。。钱氏的是对人生真相的深层探索,揭示悖论也正是钱氏对真理的不懈探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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