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性别主体意识(2)

　　其次，情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多元，是当代都市新潮女性经由情爱革命走向自我解放的必然选择。地看，女性为争取情爱自由和自主，曾经走过漫长、曲折的抗争之路。早在20世纪初叶，一些深受女权思潮影响和启发进而觉醒的先进女性，就已开始为自己的情爱自由发出激愤的抗议之声，如女诗人黄婉发表于1919年《新诗年选》上的白话诗作《自觉的女子》，就真实、形象地表达了女性的这种爱情抗争：“我没有见过他／怎么能爱他?／我没有爱他，怎么能嫁他?／……这简直是一件买卖／拿人当牛马罢了／我要保全我的人格／还怎么能承认什么礼教呢／爸爸，你一定要强迫我／我便只有自杀了。”事实上，这种如同女作家冯沅君在其著名小说《隔绝》、《隔绝之后》中借女主人公隽华之口所喊出的“不得自由毋宁死”的誓死抗议，已成为那个女性反抗人身禁锢、追求情爱自主的时代强音。作为那一时代强音的历史回响，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却是新时代女性更加从容、自信且毋庸置疑的爱情宣告——“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深圳女作家缪永在其著名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中所发出的这一句充满挑战且无所畏惧的爱情宣告，实际上代表了当代都市新潮女性追求自由、自主情爱生活的普遍心态和心声。毫无疑问，自由的情爱生活追求必然产生多元的情爱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情爱价值取向。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强大的思想解放时代潮流的推动，这种多元的情爱生活方式从较早的“未婚同居”、“试婚同居”，到其后的“一夜情”、“一夜性”，再到晚近由于互联网发达而盛行起来的“网恋”、“网婚”，明显呈现出与时代和社会发展同步的演进态势。此外，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制情人”、“女同性恋”等在内的更鲜为人知的另类情爱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纳入到都市女作家的表现视野，其中描写“合同制情人”的作品如缪永的《驶出欲望街》，描写“女同性恋”的作品如格子的《迷情的日子》等，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统而观之，当代都市新潮女性自由多元、丰富多彩的情爱生活方式其价值理念明显溢出了传统情爱和的既定框范，而表现出强烈的颠覆性和反叛色彩。从女性解放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颠覆和反叛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对男权传统的不断颠覆和反叛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才有望得以确立和提升。

　　二、婚姻主体：“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

　　一般而言，情爱观念、情爱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婚姻观念、婚姻生活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因此，伴随当代情爱观念和情爱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型，都市新潮女性其婚姻观念和婚姻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和转型。而促使当代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和转型的最为根本的动因，主要在于都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这种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促使女性彻底抛弃了男尊女卑、人身依附的弱者意识，还极大唤醒了女性自我独立的强者意识。而对女性自我独立的强者意识的表现和张扬，一直以来就是当代都市女性非常注重的一个文学主题。

　　新时期文学之初，女作家张辛欣就在《在同一地平线上》(原载《收获)1981年第6期)这篇后来产生了广泛文学影响和社会影响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为了事业、为了自我人格独立而主动放弃婚姻的女性强者形象。在作品中，开始“我”是把婚姻和爱人看得高于一切，像很多具有潜在“夫贵妻荣”传统思想意识的女性一样，甘愿做出了很多自我牺牲和奉献：“为了给他调来北京，开辟事业上的道路创造条件，我放弃了去年最后一次报考普通大学的机会，结了婚。”然而，经过长时间深刻而痛苦的婚姻反思，“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还能退到哪儿去呢?难道把我的点点追求也放弃?不，等到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无法和他在事业上、精神上对话，我仍然会失去他!当我没有把我的爱好和追求当作锻炼智力的游戏和装饰品，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无法保持我和他之间的平衡，无法维持这个家庭的平衡。我还是什么也得不到……”终于，几番思想斗争和挣扎之后，“我”离了婚，并且经过刻苦努力，如愿以偿考上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学院导演系。正如该作品的标题“在同一地平线上”所明白无误寓示的那样，女主人公“我”对事业的拼力追求，实际上凸显了当代女性强烈的性别平等意识，她们试图通过自己事业和智能的提升，真正实现与男人站在人格和价值的“同一地平线上”，因为“当社会更多地以智能归类，同等智能的男女得以站在同一层面上时，就总体而言，男人也就失去了俯视女人的高度，两性的价值也就开始需要重新界定。”因此，作品里“我”从最初的忽略事业，迷信婚姻和家庭，到后来的视事业追求高于一切，这一巨大转变，真切体现了当代知识女性灵魂深处的性别觉醒尤其主体意识的提升，这种觉醒和提升，不仅强化了女性虚弱已久的人格独立意识，还直接构成了对传统婚姻观念和婚姻模式的最有力、最具反叛色彩的解构和冲击。

　　从女性命运的历史发展来看，女性的人格独立问题，一直成为事关女性解放的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问题。而某种意义上，女性的人格独立至少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是的问题，其二是性的问题。这正如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问论及妇女解放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这里所谓的“经济解放”，是指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实现经济自主和经济独立；而所谓“性的解放”，是指女性彻底打破男权社会长期以来愚弄、禁锢女性的“性神话”，成为两性性别关系尤其欲望关系中的“性主体”和“欲望主体”。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社会，这种明显有悖传统男权意志和世俗观念的对于“经济解放”和“性解放”的大胆追求，早已成为都市新潮女性建构自我主体意识和自我独立人格的重要日常生活内容。在都市女作家所着力塑造的诸多此类新潮女性形象中，张欣小说《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中的商晓燕，无疑是其中最突出、最为典型的一个。作为大都市中既年轻、性感又聪明、智慧的现代职业女性，商晓燕“活得相当自我，自己是自己的圆心和半径”。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活我的，不按照任何人的愿望活。”在她的意识里，什么“贞操节烈”、“从一而终”等腐朽观念早已荡然无存。因此，她虽未婚，却并不放弃对性爱的追求和享受；为了自己情欲的满足和事业的发展，她机智地周旋于自己心仪的两个优秀男人之间，“只睡觉，不结婚”，“对男人的取舍完全看自己的需求”。她坚信：“自己有本事还愁身边没男人吗?”而她充满自我独立意识的婚姻理念尤为深刻和前卫：“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在她看来，爱情对于婚姻固然重要，但自由、独立尤其经济独立对于婚姻更为重要——“靠谁都是靠不住的，我只能靠我自己”。如果从源远流长的婚姻传统看，商晓燕的思想和行为显然已属伤风败俗，大逆不道；但从女性主义的高度看，她的这种思想行为无疑构成了女性解放先锋所应具备的最为可贵的品质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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