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品格，史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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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诗歌多诗话，而无诗史；今日诗歌多诗史，却无地方诗史。{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正是弥补了这项空白，成为全国第一部区域诗歌发展史，其创新意义自不待言。而能让这部煌煌巨著初一面世即好评如潮，乃在于它兼备了诗的品格与史的风范，可为日后诗史之典范。诗史编纂，应是海纳百川，却又如大浪淘沙，沙里淘金，是一项非常耗人心血与心智的艰巨工程。《发展史》的编纂历时四年之久，终以其灵动而不散漫，严谨而不呆板，厚实却非堆砌，宏大却不落虚空的诗史风范，对2O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做了一次完满的，也向中国诗坛、中国研究界呈上一份丰厚的世纪贺礼。“治史者不必是诗人，但不能没有一颗诗心”，编者对诗歌的透彻理解、精辟见解和准确的评价，正是“诗心”跳跃、诗之品格的充分表现。编者对诗歌的鉴赏更多是从“诗何以为诗”的诗学本体观出发，从题材的选择、诗体的建设到诗情的体验及观念的演进等多方面着手，对20世纪重庆的优秀诗歌、诗人及诗评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史的源流中重新开掘出重庆新诗的另一番境界。从崇本尚先、择善而从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田园小诗诗人杨吉甫，到以八行体创作闻名而被誉为“沙八行”的沙鸥，微型诗创作的重要人物穆仁，以及辛勤耕耘于诗坛的“五色土”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或诗歌理论上都颇有建树，但至今尚未引起诗界的足够注意。对这些诗人、诗作的长期淡漠，大大削弱了重庆诗歌的整体实力和影响。而《发展史》正是在文学审美的“诗心”关照之下，对这些品进行了及时的“抢救”，让其重见天日、大放异彩，展现出重庆诗坛真实而又更为完满的艺术风貌。

　　写诗史，除了诗之品格，更须具备史之风范，正如王国维所说“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编者高屋建瓴，从史的高度出发，在掌握了大量重庆新诗史料的基础上，从时间坐标轴上来纵览20世纪重庆新诗的流变，以全新的审美角度对重庆20世纪新诗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整体打量，进而挖掘重庆新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固有的本土特色。《发展史》还将诗歌、诗人与诗评家一并纳入诗史的视野，诗与诗人参照，诗与诗论相印证，在诗歌史的体式编排上独具新意也更为合理。20世纪重庆的诗歌兴衰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编者将诗史发展放在社会政治这一大背景之下予以观照，紧紧抓住抗战和新时期重庆新诗发展的两大高潮，将重庆新诗的流变有条不紊的铺展开来，不仅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而且思想先锋，将重庆本土诗歌、诗论的独特的区域特色凸显了出来。吕进先生指出“重庆新诗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特色，既吸收了东部的先锋性，又包容了西部的边缘性，颇具研究价值”。正是在对重庆新诗独具慧眼的认识之下，本书不仅着重介绍了像梁上泉、傅天琳、李钢、梁平、李元胜等已在全国诗界较有影响，曾获得全国大奖的诗人，还对少数诗群作了重点扫描，对冉庄、何小竹、冉冉、冉仲景等代表诗人作了专节讲述。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第一家大型诗歌网站的《界限》也纳入了诗史的视野，并对这批上世纪末依托网络崛起于当下诗坛的中青年诗人予以了必要的关注，体现出治史者眼界的宏廓与气度的恢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