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性别主体意识(3)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作品就已经开始注重真实地再现那个时代新潮女性强烈的婚姻主体意识，典型的如丁玲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原载《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之11、12号)中塑造的玛丽，就是一个敢于冒犯传统、世俗的婚姻观念和婚姻体制，如同商晓燕一样坚执“只恋爱，不结婚”思想的先锋、新潮女性。玛丽似乎早已看穿了传统婚姻“囚禁”女性的本质，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她宁可选择“不婚”：“她知道女人一同人结了婚，一生便算终结了。做一个柔顺的主妇，接着便做一个好母亲，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儿女，所谓的家庭温柔，便剥蚀去许多其余的幸福，而且一眨眼，头发白了，心也灰了，一任那健壮的丈夫在外面浪游，自己只打叠起婆婆的慈心，平静地等待着做祖母……这有什么意义!她不需要，她很满足她现有的，一种自由的生活。”像玛丽和商晓燕们一样，在当代中国日益开放和进步的广大都市，崇尚“只恋爱，不结婚”的另类、自由女性已经越来越多。而促使她们做出“不婚”选择的根本原因，除去为了维护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还在于她们对传统婚姻那种日常化的矛盾、纠葛、冲突甚至暴力的深深恐惧和极度失望，当代新锐女作家小意在其长篇小说《蓝指甲》(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中通过女主人公之口所抒发的一段感慨，就极具代表性地表达了她们对传统婚姻的深深困惑、恐惧和失望：“婚姻?婚姻?这就是婚姻?从小听着、看着大人们吵，看着爸爸生气的脸，看着妈妈流泪的眼，看着纷争迭起，纠缠不清，只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又似解不开的疙瘩，一天天，一年年，堆积着相互的不满，凝集着对生活的厌倦。他们都不快乐，但都没有勇气改变了……这样不累吗?这样才能叫婚姻吗?如果人活着如此孤独，那么找人结婚就是要相互取暖，到头来是这样一个结局有什么温暖可言呢?无异于找个人来折磨自己。我不知道别人家庭都是什么样的，我想也差不多，很多同学朋友也会对我说起他们的家庭，几乎大同小异。我真是不明白，这样麻木的痛苦都是人们自愿找来的，人真的是很闲，闲着没事给自己找麻烦。一个人的时候怕孤独，两个人又怕辜负，没辜负的时候还是不舒服。人，永远不会满足，所以永远痛苦。”其实传统婚姻存在的弊害远不止夫妻怄气和吵架，它常常还会遭遇婚外情、家庭暴力、夫妻反目甚至离婚等更为严峻的人生问题。因此，为避免婚姻有可能带来的痛苦、折磨和伤害，觉醒而自立的都市女性纷纷远离婚姻，甚至回避所谓爱情，诸如赵凝的《有毒的婚姻》(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王心丽的《单身逃亡》(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夏可可的《一个人的爱情》(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林哲的《不相信爱情》(花艺出版社1996年版)，于艾香的《有爱即有忧》(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盛可以的《无爱一身轻》(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赵赵的《动什么，别动感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都是对当代女性这种逃避婚姻甚至回避感情等社会性别现象进行深入描写的代表性作品。当代女性的这种极具反叛色彩的婚姻观念及其生活方式的选择，显然是对传统婚姻体制进行深刻的怀疑、反思和批判的结果。这种怀疑、反思和批判，彰显了都市新潮女性强烈的婚姻主体意识，即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她们已不再是被动地去迎合与屈就，而是主动地去自我把握和选择符合自己意志和意愿的情感生活方式。

　　总之，对于女权意识逐渐觉醒的中国当代都市女性而言，其身体主体意识以及情爱主体意识和婚姻主体意识的凸显和张扬，在性别解放的意义上，“意味着重新确立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意志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物质精神存在与女性符号称谓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关系、女性的称谓与男性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是我自己的’这短短六个字竟是女性向整个符号系统的挑战……这一瞬间结束了女性的绵延两千年的物化、客体的，开始了女性们主体生成阶段。”而女性由“对象”到“主体”的这种革命性转变和历史性跨越，确定无疑地昭示了一种性别平等意义上的两性关系正在日渐生成，并必将成为性别革命最基本的内容和最主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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