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性别诗学特征(2)

　　特征之二：身体

　　“身体写作”是一个内涵十分模糊、含混、暧昧的概念和文学现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这一写作现象不仅成为文学界，甚至也成为界、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其影响之大，可以说已超过近些年来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身体写作”的基本特征，是在作品中大胆袒露和细致描写女性(偶涉男性)的肉体之躯且伴有或写实或写意的欲望或性爱场景刻画；因其作者多为先锋、另类的都市女性，所以其完整称谓常被表述为“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事实上，都市女作家的这类所谓身体写作，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已开始出现在各体文学创作中，诸如林子的诗歌《给他》，叶梦的散文《羞女山》以及李轻松的小说《玫瑰血》等，无疑都属于这类“身体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及至二十一世纪之初，由于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更具前卫性和争议性作品的推波助澜，都市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才最终演为备受关注且茄褒贬不一的复杂文学现象。作为一种侧重表现两性关系的性别文学，“身体写作”对传统文学秩序及其规范的冲击和冒犯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必将会宿命般地招致来自传统势力的责难甚至理论围剿，这正如国内知名女性主义学者张念女士所尖锐指出的：“‘身体写作’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人们对它的厌恶和喜好同样的强烈。一些标榜‘身体写作的读本’，受到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抨击，个人的道德清白和的秩序形成统一战线，启动了文化‘免疫系统’，像防止SARS病毒一样，保护着精神赢弱容易感染的人民。而‘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思想线索，在我们这里，和‘作者死了’的哲学命题一起，同样遭遇了一种荒诞和奇怪的命运。’

　　显然，对“身体写作”现象进行单边主义的道德评判是非常短视和片面的。而一旦走出道德批评的浓重文化阴影，进入到性别批评和性别审美的广阔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身体写作”对于性别诗学建构的突出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身体写作”体现了都市女作家对性别压抑、性别禁锢的自觉突破和大胆反抗。古往今来，女性一直处于男权社会的严格“规范”和“训诫”之中。在男权社会对女性实施的各种约束和戒律里面，“身体控制”和“性控制”可谓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诸如“三寸金莲”、“贞操节烈”等，都是男权社会长期以来用以控制、摧残女性身体的最臭名昭著的罪证。显然，男权社会之所以处心积虑地规范女性的身体，其根本用心是要控制她们的思想和行动，这正如法国当代杰出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深刻指出的：“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因此西苏呼吁女性一定要“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中国当代都市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实践，其所形成的巨大解构力量，已然对传统世俗社会和男权文化势力造成了普遍的道德恐慌，也为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学说作了一个最有力的理论注脚。其二，“身体写作”还充分体现了都市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积极建构。从晦暗的深处蹒跚走来的女性，其心灵，其身体，其欲望，无不由于男权文化的强力挤压而扭曲、变形和异化；并且，“除了社会不断压抑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力，女性自身也通过社会教化的过程，把这种观念内化，从而形成被扭曲的主体。”而女性一旦扭曲、丧失了自我主体意识，其写作的价值立场往往也会扭曲、变形，不期然地沦为男权文化及其文学书写的同谋和帮凶。群体崛起的都市女性及其写作，其与传统女性写作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她们有着深刻的性别觉醒和自我主体意识，她们因此历史性地成为了男权文化传统的叛逆和破坏者；她们高扬身体和欲望书写的旗帜，其充满前卫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身体写作”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对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寻觅、探索和张扬。在今天，现代女性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成为自我，渴望成为自我的思想主体、人格主体、身体主体和欲望主体。这种渴望及其文学冲动，不仅是女性性别诗学建构的重要一环，也是女性自我实现、自我完成和自我救赎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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