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龚自珍的诗歌风格

    关键词：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双重倾向  结合  互补

    论文摘要：龚自珍是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与散文一样，紧紧围绕现实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内容。同时龚诗的最大特点又是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气势飞动，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并且以异常真挚强烈的感情溶化到诗的形象之中去，从而使他的诗对读者能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龚诗的璀璨瑰丽，文采斐然，词汇丰富优美，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龚自珍(1792—1841)，字瑟人，号定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我国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家。他的思想带有极大的叛逆性，而他的文学极富于创造性，其诗文打破了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的腐朽局面，首开近代文学风气。他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别开生面，真正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本文将试从其诗歌现实与浪漫的双重倾向出发来分析龚自珍的诗歌风格。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是统一的封建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新阶段。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在龚自珍之前的清中叶诗坛，山水诗歌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类诗歌，往往模山范水，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与现实远远脱离。而处于时代剧烈动荡的龚自珍，作为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显然是深恶这种无益的诗风的，他的诗，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现实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

　　在他的思想中，诗和史的联系是很自然的。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是由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因此他认为不仅选诗和作史的目的，皆在于“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而且诗人作诗也必然和史官作史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社会历史批评。“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是“清议”或“评论”的工具，显然他把诗与史、诗人与史官在社会作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它们的职责皆在于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继承并发展了杜甫以来的诗史观点，认为诗歌应当合为事而做，这种思想，构成了他诗歌风格中的现实主义倾向，记录现实，反应现实、揭露现实，是他诗歌的一个重要思想。

　　我们试来看看他的几首诗歌，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写的《咏史》一律：“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首诗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面貌以及在残酷的文字狱威胁之下，一般文士埋头著书的庸俗状况；结句更借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对文士仕宦利诱的欺骗。

　　后来诗人看得更为深广，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机，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更重要的也看到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间邪许泪滂沱。”

　　龚自珍以深邃的史识为诗，撕下“盛世”的面纱，把清王朝统治的腐朽本质及其没落形势，清晰地揭示给人们，特别具有警世、醒世和惊世的力量。在重拾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也为后来的诗歌作者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然而，在阶级矛盾尖锐化、国家发生严重危机的新形势下，清王朝及其文士官僚日益庸俗堕落，到处浸透着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气氛，必然与他的经世之志、注目现实的的观点，发生严重的矛盾。在庸俗的官僚士流社会的包围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他只能抱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奈何。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情况之下，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就成了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这种发展，就构成了他诗歌的另一特色，即浪漫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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