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五四”文学浅谈(2)

      在价值观念的选择中，如上所述，他们反对明确的功利追求，更为注重作用，但并不作完全封闭性的理解，只不过将它的价值放到了更为深远也更为空洞的一些目标上面。朱光潜要发挥文学使“人心净化”、“人生美化”的功用，沈从文念念不忘借文学实现重造的理想，他在1936年还撰文批评文学创作的“差不多”现象，认为其原因在于“记着‘时代’忘了‘艺术”’，号召作家尊重艺术，怀抱创造经典的诚恳严肃，为艺术更高远的目的服务。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重视文学对、人心重塑与洗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部分地与“五四”时期启蒙文学观念遥遥相通。

      从风格与艺术趣味上看，自由主义作家则观念分歧，追求各异，后期新月派提倡理性精神与克制态度，承继了古典主义余绪;京派文学沈从文、废名和朱光潜诸人，追求古希腊艺术的静穆美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中和美的融合，取得了较高成就;林语堂杂揉幽默与滑稽，其性灵小品风行一时，却被鲁迅等人正确地批评为不合时宜;同属海派的新感觉派小说引进东邻西洋的新奇学说与怪异技法，开始了现代主义文学从诗歌园地向小说领域的拓垦，现代派诗歌则从理论到诗作均难免晦涩朦胧。

      李健吾此时以刘西渭笔名撰写的《咀华集》很有影响，评论的对象不分立场及艺术倾向。他认为评论就是灵魂探险的批评观念、注重体验和直观印象的批评方法以及将每一篇评论文字当美文写的批评文体独树一帜。

      三、后“五四”文学创作概况

      “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  曲和诗歌之上。”而到了30年代，适应文学表现更  为宽广丰富的内容的要求，中长篇小说和  多幕剧的创作呈现繁荣的局面，成为一个时期的代  表性文体形式。巴金、老舍、曹禺继承和弘扬“五四”  文学传统，坚持反封建、改造国民灵魂的进步文学主  题，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实践着忠于历史  忠于良知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其创作构成后“五  四”文学的宝贵收获。他们还与左冀作家茅盾、夏衍  等人一起努力，共同将中长篇小说和多幕剧的创作  水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巴金早几年的小说创作题材颇为庞杂，《灭亡》、  《新生》和《爱情三部曲》表现激进青年反抗军阀暴政  的壮烈悲剧，《砂丁》、《萌芽》反映矿工的苦难及其斗  争，爱憎分明，感情浓郁，但过份强烈的激情“干预”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叙述艺术的展开与形象刻划的丰满。完稿于1931年的《家》是巴金代表作，小说通过一个大家族在“五四”风潮中的没落分化，真实可信地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澎湃，高公馆犹如一个黑暗王国，高老太爷、觉新、觉慧分别是这里的暴君、牺牲品和挣扎而出的一线光明。这部小说笔触细腻柔和，性格饱满生动，主题尖锐深刻，在当时和以后都表现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他还有为数众多的短篇和散文作品。

      老舍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市民世界文学表现者，不过1933年《离婚》前的作品如《老张的》、《赵子曰》等，主题严肃而行文常由幽默而流于油滑，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离婚》是老舍确立风格的作品，它描写j匕京一群庸碌虚浮的灰色生活，体现他执着于对市民人生进行人性解剖与文化批判的创作特色。1936年出现的《骆驼祥子》通过一个青年进人城市成为一个车夫之后，在买车的个人奋斗中失败堕落的悲剧故事，突出表现了作家对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城乡文化冲突的深刻理解，情节单纯，蕴蓄深广，是30年代优秀的长篇创作。

      曹禺的戏剧创作开始得晚，从1934年到1937年，1年1部只有3个多幕剧问世，但题材内容、结构艺术不断变化，已牢固莫定了优秀剧作家的地位，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走出了幼稚时期而到达成熟境地。《雷雨》在基本的阶级对立和错综的亲缘纠葛中写出了旧家庭的悲剧与罪恶，剧情紧张，生动。《日出》揭示“损不足以补有余”的都市社会的黑暗，在上流社会的无耻与下层社会的不幸的对比中表达了强烈的爱憎。《原野》写仇虎向地主复仇，同时表现了农民反抗的合理、必然与这种复仇的盲目与残酷。曹禺善于表现封建专制主义和堕考腐朽的社会现实对人性与生命的压抑、栽害、扼杀，他笔下的形象塑造有拷打灵魂的深刻，同时，曹禺深谙戏剧艺术的综合性，其戏剧语言充分地个性化，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暗示性和动作感，在时空结构上也力求紧凑集中，像聪明而勤勉的织工，抽取中外戏剧艺术的彩线，编织着自己的戏剧艺术锦衣。

      京派文学是一个既有理论更有创作的文学流派、文学群体，其创作包罗了文学的几乎所有门类，但以小说成就尤为突出，废名、沈从文、凌淑华、萧乾、林徽因、师陀等为主要作家。京派文学和京派小说强调文学的独立个性，在表现乡土人性和变迁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不同流俗的特色。他们对具有原始民族遗风的乡土中国的人性美、人情美和地方风俗极尽赞美和颂扬，在粗朴男女和天真儿童  身上寄托着重造生命与文化的理想，在历史急速变  革的时代，心态虽然不免保守却包含着对社会发展  深远的忧俱。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将散文结构的灵活方便、诗歌文体的意境蕴藉结合起来，成就了以抒情写意见长的小说艺术，写实与象征，绘景与传神融于一体，在语言风格和审美品格上追求更接近于传统文学精神的平和冲淡、简约古朴。

      新感觉派小说作为3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理论上是不完备不成熟的，从对现代主义文学命题的开掘来看，大多只是较肤浅的涉及和了解，缺乏深人的体会和独到的表达。他们内部也有细小的差别，刘呐鸥侧重表现感观印象的交叠变幻，穆时英热衷描写无意识的连绵流动，施蛰存对情理冲突引发的心理矛盾的分析兴味最浓。与京派作家在乡土世界安身立命不同，他们自觉将个人的人生与艺术寄植于现代都市的浮华土壤，因此，其作品多取材都市社会病态生活，表现现代都市人生活的困顿与心理的苦闷，追求快捷多变的叙述节奏和感觉、意识、心理的混融，在表现形式上作了一些创新性的探索，丰富了30年代的小说艺术。

      论语派以林语堂为主要理论家与作家，它将 20年代后期周作人首开风气的性灵闲适小品佐以幽默滑稽的风格在30年代作大面积推广。《论语》早期文章对世道不平社会弊端尚能将诙谐化为嘲讽，后来则越来越显示出“苍蝇之微”的取材倾向以及“不谈政治”、言志平庸的立意趋势。虽然其提倡幽默、讲求趣味的艺术主张及创作实践不能完全抹杀，但也暴露了自由主义文学向下滑落的危险。

      现代派诗歌上承后期新月派诗歌与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流风遗韵，向外极取西方世纪末文学思潮的余绪，在中国古典诗歌温、李一脉与波德莱尔等外国现代派诗人中搭起桥梁，成为比李金发更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作品表达的是部分知识青年在追求中失落的迷惘J承皇和烦闷的情绪，由于缺少明确的意识和坚强的意志，往往细碎化为感伤、寂寞的浅吟低唱。但他们追求手予清的朦胧幽深，发掘散文美的语言表达和寻求意象的新奇组合等等，丰富了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提高了诗歌的艺术品质。

    其他’‘五四”老作家与文学新人此时也有优异的表现，郁达夫的《迟桂花》是技巧圆熟之作，《出奔》主题更为积极。许地山的《春桃》表现底层劳动妇女“生的坚强”可谓力透纸背，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有感而发，这些作品都突破他们原来的创作境界与格局，预示着新的发展可能。叶圣陶的《倪焕之》是此时出现较早的长篇，对以个人经历写社会变迁的文坛风气有促成作用。王统照的《山雨》写北方农民自然解体，恰与茅盾的《子夜》表现都市资本家的破产城乡呼应。王鲁彦贡献了优秀的短篇集《屋顶下》和长篇《野火》。而李人气魄宏大，大河小说涓涓滴滴，扫泪滔滔，成为近代史的“华阳国志”。在左翼文学新人辈出的同时，其他一些新手也在文坛崭露头角，如当时两个女小说家沉缨与罗淑，沉缨作品甚多，《喜筵之后》、《女性》都是她的短篇集，她善于描写女性情感的压抑与寂寞，有凌淑华的风致。罗淑的《生人妻》所写的典妻题材，之前已有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写过，但她刻划得更为细腻和充实，将四川农妇的柔顺与坚强、对丈夫的怨忍与关怀富于层次地表现了出来，是同类题材中后来居上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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