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自由主义思潮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3)

    沈从文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确实，沈从文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湘行散记》和《边城》，恰如他最初所期待的，诚实而细心的表现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尤其是《边城》，沈从文自己提及时，也以明快而略有自得的口吻说，“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少，希望它既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藉自然、优美的笔调，从容叙述了湘西那一隅边地的经验与人事、爱与哀乐，见出人性的健康和自在，有着田园诗或牧歌的味道，也正说明了沈从文的努力。

    除了牧歌式作品之外，沈从文早期作品，还有一类是关涉死亡尤其是横死题材的，如《我的》《黔小景》《黄昏》以及《从文自传》的部分篇什等，读来令人触目惊心。王德威曾将沈从文与鲁迅此类作品作过比较，面对“砍头”这一意象，鲁迅呐喊、仿徨，幽愤深广，“有着不能自已的焦虑和恐惧”沈从文写来却处变不惊，  “既少孤愤，尤乏讥消。”然而，不可以为沈从文面对血腥人事无动于衷，人道关怀消弥殆尽，恰恰相反，“沈从文书写砍头的故事，或许是求藉着叙述的力量，化解他不说也罢的生命创痛;但更重要的，因由叙述绵延不尽的寓意格式，他将碎裂的、分割的众生百相，组合起来”， “在身体形而下的运作或停止运作里，他重新发掘生命不可测的律动潜能”。事实上，这个情境下的沈从文，对于“人性”仍然保持了一贯的注目，而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沉着与平和，尤见出沈从文特立独行的风格和个性特征。

    不过，因为“‘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以及抗战对中国人的普遍折磨和困扰，沈从文写于抗战时期的《湘西》和《长河》，“已经不太能保持舒缓的调子和柔和的心态了”。[17]226即便如此沈从文在《长河》时，依然努力地“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可见，虽然问题和现实总不免会跳出来困扰他，但是“人性”的题目并未就此被忽略不计，这个乡下人此时依然没有停止对生命和人性的多维度的探索。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这样的写作立场，当然有其“乡下人”的顽固和局限性，但亦可见出其非同寻常的坚持。—而这样的坚持，应该是与关注“人性”与“理性”的自由主义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的。

      (四)信仰“真实”的批评姿态

    沈从文曾说，“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这样的姿态和立场，有着典型的自由主义特征。而在他取了这样一种姿态向当时的文学生态发言的时候，就使他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特别了。前文述及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特别是由其引发的“京派”、“海派”之争和“反差不多运动”，都可看出沈从文这一信仰“真实”、坚持文学自身原则的立场;而在沈从文所写的关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作品的批评文字中，也可处处发现其坚持以文学标准作为其批评指向的立场及勇气。

    1931年，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对当时文坛上的小说家做了一个类似全景描摹式的评价和分析，并不为尊者和朋友讳，个中多有大胆、犀利的意见。比如，他在肯定了创造社几位作者的作品之后，就尖锐地批评了郭沫若，沈从文认为，郭沫若“在作品对谈上，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则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从作者的作品上，找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成为一个奢侈的企图”，他认为，论创作小说，郭沫若不如郁达夫、张资平两人，是三人中“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的小说是失败了的”。可以说，沈从文的这一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十分尖锐，但也确是客观而切中肯紧的文学批评，沈从文信仰“真实”的批评姿态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结束的次年，沈从文离开昆明回到了北平。回到北平的沈从文，依然频频对现实发言，议论时政局势、文学观念、命运等诸方面。秉持自由主义理念，此时的沈从文在向现实发言时，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既不同于左倾、也不同于右翼的批评姿态与立场。1946年，沈从文写成长文《从现实学习》，他说，“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自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在那样的背景下，沈从文所坚持的这一立场，不免简单而偏执，但至少是勇气可嘉的。

    1948年，沈从文遭受了一场来自左翼文艺阵营的集中批判，言辞激烈，不断升级，郭沫若更是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指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1949年1月，沈从文陷人“精神失常”;春天，自杀未果;8月，他被安排到中国博物馆担任讲解员。从此以后，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坛上沉默了。然而，沈从文之放弃写作，选择沉默，是出于意识的自觉还是本来立场的完全丧失?应该说，“乡下人”的顽固依然是不容忽视的—是的，也许自由主义理念与沈从文性格的投契和吻合，依旧在建国后影响着他的思考姿态和生命向度。于是，在重重压力下，沈从文欲进又退，欲说还休，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沉默，远离主流的文学话语圈，不再发言，并最终以这一带有某种象征意味的姿态，再次表明或者说暗示了自由主义思潮对他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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