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初探

　　关键词：沈从文　自由主义　胡适　新月派

　　论文摘要：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追求、实践与胡适、新月派诸作家的理论主张有着深刻的密切联系，通过对这种联系的考察，可以看出沈从丈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发展与嬗变。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主要是指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本文通过考察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追求、艺术实践与胡适、新月派诸作家理论主张的密切联系，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发展与嬗变。

　　随着2O世纪中西深刻的交融与剧烈碰撞，尤其是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与本土的、政治、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在2O年代、3O年代形成了一股浩大的自由主义思潮，这股思潮首先集结在具有自由思想环境的北京大学。1918年《新青年》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轮流主持编辑工作。这时的《新青年》团体在精神上以胡适为核心，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努力为中国奠定一个“非政治的学术基础”和“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尔后，胡适与陈独秀的编辑方针分歧日益严重，终至分道扬镳。这标志着五四阵营的精神领袖在思想内部出现了不同分化，这为日后形成不同思想皈依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始祖依然执着前行，是当时欧美派群体——“新月派”与“现代评论派”的领袖与灵魂。

　　沈从文自述：“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这种“个人理想”是什么呢?“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的贡献。”纵观沈从文半生文学道路与创作主张，他以乡下人的执着、诚笃与湖南人特有的蛮强，执拗的性格“紧紧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2O年代初，沈从文在饥寒交迫中坚持文学道路与对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的信仰有密切联系。对于沈从文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关系，夏志清有一段描述：

　　在他们的阵营中，论学问渊博的有胡适自己，论新诗才华的有徐志摩，可是在小说方面，除了凌叔华外，就再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才堪与创造社的作家抗衡了。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他们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倡导的批评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他们对于沈从文的信心没有自费，因为胡适后来致力于研究和政治活动，徐志摩于一九三一年撞机身亡，而陈源退隐文坛——只剩下了沈从文一个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

　　1944年，沈从文写信请远在国外的胡适为他的小说译文集作序，提到“这本书内各篇能产生与读者见面，得力于志摩、通伯、西林、金甫、徽音、叔华、宰平诸先生鼓励甚多，关系更大的还是先生”。”还回顾，胡适于1929年给了仅仅小学文化的他在中国公学一个教职，“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文学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自由主义作家一般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反对激进革命，文化上主张多元和宽容，文学上坚持反映人性，疏离政治，反对文学成为商业的附庸，而坚持文学本体价值的作家。就对政治的看法而言，“五四”时期，陈独秀认为在政治方面做改造之前必须先经过破坏旧传统观念的过程，他的兴趣却偏重于政治和方面。胡适则主要致力于学术、和文学方面的改革。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对现实嫌恶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对军阀和官僚政府的悲观态度；二是他的假定只有通过由教育导致的变革才能达到政治改革。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与胡适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在湘西生活中，沈从文对官吏的愚昧与残暴深恶痛绝，厌弃权力的威压与官僚的腐败。为了贯彻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张，他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认为，“文学观既离不开读书人，所以文学运动的重建，一定还得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可见沈对教育的重视。不同点在于胡适将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改革运动作为政治改革的基础；而沈从文将文学作为塑造品德，提升生命境界的终极追求。创作方面，沈从文在《水云》中自述自己是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对“革命文学”论争与左翼文学颇有微辞，认为“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一㈣并且，“我不是宜于经营何种投机取巧的人，也不能成为某种主义下的信徒。我不能为自己宣传，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势利。我自己选定了这样事业寄托我的身心，可并无与人争正统较嫡庶的余娱”，“更不会因为几个自命‘革命文学家’的青年，把我称为‘该死的’以后，就不为被虐待的人类畜类说话”。沈从文侧身于社会革命与斗争，他主张“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先驱者，提倡实写社会情状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五四”启蒙者一道把作家的视野由政治、道统拉向人间社会，在增强了新文学的现实性的同时也增强了作为新文学一翼的自由主义文学的平民性。胡适对沈从文早年乡土题材的创作给予了许多奖掖与提携，极力提倡活的文学，致力于文体的改革，为新文学包括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新的载体、新的表达方式。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务去烂调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沈从文通俗平白、新鲜活泼的文风实践了这一主张。此外，他的勇敢尝试的精神、对文学创作中的宽容原则的鼓吹，也与后起的自由主义作家一脉相连，成为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条重要创作原则和创作态度。在对自由主义精神的传承中，沈从文对的内涵与作家的存在方式有着自己的思考。其自由主义文学观体现在两个面：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即要求文学挣脱政治的附庸位置与商业的利诱驱使；在主题题材与表现方式上使作者具有独断的勇气，使文学维持其自身的独立品格，成为自我认识，反映社会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一面镜子。胡适作为京派的精神领袖，以他为台柱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与京派作家过从甚密，直接影响或促成了京派群体的形成。沈从文不仅思想上深受胡适熏陶，而且颇得胡的赏识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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