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初探(2)

　　沈从文在40年代的纪念文章以至80年代在吉酋大学的讲话中，深情怀念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不拘学术见解与派别，不拘学历层次与身份，广泛聘用各科学者，营造自由创新的活泼学风。尤其是“北大对学生也开门，我个人认识，这影响很大”嘲北大学者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与独立自由的精神氛围潜移默化影响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大批五四学子的思想与气质，对形成他们自由宽容的思想气质有着良好影响。沈从文写出《边城》之后，有过两年的沉默期，在玄思冥想中思索“对于生命的意义”：试图通过建立起“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的感情。国家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从上述看法可以看出沈从文与蔡元培在五四期间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有着精神上的共通性。他自觉地希望发扬光大“五四”先驱者的未竟事业：“通过文学艺术类似宗教的作用，改造(升华)人的精神，进而实现国家民族的重造”。沈从文由此找到的自我定位是“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他作为“2O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选择，在决定了生活上“与隔绝”、写作上“与社会需要脱节”的同时，也决定了作为自由主义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坎坷多舛的命运。1948年11月，在“今日文学的方向”讨论中，沈从文认为“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当然也成了一厢情愿。

　　沈从文是否属于新月派的一个坚定成员，尚存争议，然而考察他的理论主张，可以看出与新月诸作家文学思想上的内在渊源。“徐志摩在1924年或1925年初邀请沈从文参加新月社(1923年成立)的读诗会。后来在闻一多的家里，沈从文听过朱湘、刘梦苇、孙大雨和饶孟侃读诗。至少到1925年——1926年，沈从文才成为新月文学舞台的一部分。”沈从文二十年代初刚到北京踏上文学之路，受到了胡适、徐志摩、林宰平等人的奖掖与支持，是“太太的客厅”与“教授的客厅”诗歌朗诵会的常客。早年的文学观念明显受欧美自由派文人的影响。例如，新月派文艺的整体倾向为强调“人性”，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追求文学艺术自身的“纯正”与“尊严”，强调文艺就是文艺，而不是文艺以外的其它功利性的手段或工具。

　　梁实秋反复强调文学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陛、亦止于人陛”。啭人朱湘也表达过文学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青的人性，指出之所以感动读者，正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一相或多相”。陈梦家在五十年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中指出，“古今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表现人性的庄严”，文学“表现几百年或上千年以前的人情之所常”。沈从文声言：文学“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同处多差别处少’的共同人性作为原则”。思想启蒙、个性解放占据着五四新运动的主体位置，但是，新文化运动最根本的动因乃是中西文化撞击下面对民旗文化发展的颓势而觉醒的救国救民的崇高精神情怀，围绕这一目标，沈从文希冀以维护健康人性、重造民族品德来实现。新月作家在使用“人性”一概念时，大多贯以普遍、常态、合理、变态、病态等限制词。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中提出“健康”原则。指出这时代是病态的、变态的，因而文学中表现的伤感狂热偏激的情感都是“一汪恶浊的乱泉”。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指出：冯文炳作品《桃园》中八股式的反复，对人物的嘲弄带来的不严肃；《无题》中“不健康的病的纤细”；《莫须有先生传》中“情趣朦胧”，“讽刺与诙谐的文学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的嗜好”，并视之为“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新月文学思想中的人性即是要求其“质地(Quality)”的健康、纯正和具有性，认为：“伦理的乃是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要求作品表现一种“不悖乎人性的形式”。

　　新月作家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一一理性。梁实秋认为他们的文学注重的就是“健康”，而“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现畸形的现象，做到这个地步，必须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显然新月这里的“理性”不是偏重于认识论的，不是近代科学所体现出来的求实精神和怀疑意识，而是具有伦意义的所指，即一种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也即新月人性论中健康、常态、合理的人性内涵。沈从文谈到小说《边城》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要在作品中“求妥帖”，“求恰当”。“可见两者有着内在的暗合。

　　对文学的自律性、自足性的强调，对文学特性这一存在根基问题的重视是新月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最集中的体现是既反对文学成为政治附庸的：工具论义反对文学商业化倾向。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标举的两大原则之一“尊严”，其实就是指文学独立于政治和商业之外的自由意识。沈从文四十年代有过，他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而在1929年左右，“新文学又起始被政治看中，企图用它做工具，在野的则当武器，在朝的则当点缀物”。沈从文一贯反对将文艺纯粹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主张“作家要救社会还得先设法自救。自救之道第一别学别人空喊口号，作应声虫；第一二别把强权作真理，作磕头虫”他强调作家的真信仰是自己的理想人性，即使是创作有关政治内容的作品，也必须经过艺术过渡的含审美层次的意义。沈从文企图远离政治是不现实的，但他以启发民智的思想是极为真诚的。他具有以审美的态度来探索社会、透视人生、认知生命、瞩目人类远景的文化视野和心态，他藉以自觉的改造社会观念和习俗风尚，希望以文化和文学唤醒民众的觉醒，使他们从堕落、腐蚀、虚伪、怯懦中解放出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自由和伦理道德的最终觉悟。沈从文将作家的写作心态归纳为三种状态：1．作品无需普通读者来证实，写作是作家生命的自娱与灵魂的白赎，是活下去的永生愿望；2．作品取悦读者lE味，中和调节个人感情；3．作品追逐时代风气，因缘时会，作伪售巧，毫无个人热诚和兴趣。对此，沈从文并未偏激地一概肯定或否定，他的态度是宽容而自由的，认为理论家对待上述三种不同写作态度的相应策略是：1．政治上不过分管制，更不存心摧毁它，以较大宽容任其发展；2．鼓励提高口味；3．“官民合作”，任其发展，各有所得。最后，沈从文认为理论家的成就如何，从气质判断：“具有家与诗人情绪的比带有政客或文学教授口吻的要好”。沈从文认为某种文艺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据乒体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取宽容、自由态度，尊重文艺的本体价值与内在发展规律，就这一点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沈从文的作品对于中国而言，不仅在于奉献了一个有着独特的地域风光、民族风情与人性内涵的“湘西世界”，而且还在于承续五四以来尊重文学审美趣味，探索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化思路，从而使文学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人性价值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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