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现当代文学论文 > 正文

试论“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从《受戒》看(2)

2013-07-18 01:03 又复千里吊爱，似俗非俗，此盖宗教与爱情之冲突点也”。佛教认为“爱为秽海，众恶归焉”。阪依我佛，就必须遵守戒律，舍弃女色，斩断情根，才能领悟佛门禅理，进入涅架境界。
    但是，在汪曾棋的《受戒》中，我们看到的是佛国的清修与俗世的幸福，僧徒的功德与凡夫的爱欲，两者是兼而得之、互不冲突的。它反映了汪曾祺本人对于佛教与人生关系的一种见解。“在作者看来，佛不是要人断绝人生乐趣，而是要人们在佛智的启导下充分地享受人生的欢乐，佛性与人生之至高境界是一而不二的，是融会在一起的.”因此，汪曾棋在小说《受戒》中正视人的各种欲望，宜扬人的爱欲，并且无意于用各种清规戒律来禁止它。相反，在“佛性”与“人性”当中，他选择了人性的解放和张扬，在“佛性”与“人性”融汇之中，“无有众苦，但受诸乐，’

    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任何一个人都难把凡间事物一刀了断。《圆觉经》云:“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可知众生的存在与淫欲密切相关，淫欲的烦恼在人类世界是难以戒绝的，而否定、压制人的各种本能欲望包括爱欲也是对人性的扼杀，不合人之情理。汪曾棋在谈到他的《受戒》时也说:“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汪曾棋在小说中描述着和尚有滋有味地过日子，正是将佛教世俗化的表现。佛教以慈悲为怀，慈，即慈爱众生，给予快乐;悲，即怜悯众生，拔出困难。可是，“佛教文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普度众生的良药，现代意识的复苏可能冲击佛教的某些理念”。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就在中国“汉化”和“民族化”，不少统治者和一些社会改革家对佛教不断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国情和民情.1913年，太虚大师吕淦森和杨仁山等人在南京创设了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了教一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口号，使佛教回到人间并世俗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星云大师为代表的一些出家僧侣和在家修行的居士极力推行“人间佛教”的佛教改革。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和发展，不仅是有识之士推崇并改革以适应中国的结果，也是“广泛深厚民间信仰的结果”(s(.民间信仰与宗教改革者共同推动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和人情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现代意识己在人们心中扎根发芽，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更是给予了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汪曾棋经历了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革命运动和文化变革，发表《受戒》之时正是在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来了百花齐放的良好艺术氛围。一路走来，深受传统文化儒释道浸润的汪曾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定的思考和反省.汪曾棋认为，一个真正具有中国色彩的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应该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但却不能因此精华与糟粕全收。

   汪曾棋从小就生活在相当佛化的家庭氛围中，他的祖父、祖母、继母包括家里的拥女大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汪曾棋家里常做法事，童年时代就浸染了经声法号，上学后，他就读的小学旁边是一座承天寺。1937年，因侵华日军占领江南，他随父亲等人到庵赵庄上的和尚庵住了半年，小说《受戒》中的草莽庵的原型即是此庵，人物原型也多取自于此.汪曾棋去西南联大报考的路上也深受一位高邮和尚的热情相助.解放后，汪曾棋常与寺庙和尚交往论禅，1989年还与台湾星云大师交谈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汪曾棋常参观各地的名寺古刹，观看佛教诗文和佛事活动.他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下写了一本普及型的佛教专著—《释迎摩尼》。可见，汪曾棋本人与佛教是有不少因缘的。有人指出:“江曾棋接受佛教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多与少只是程度问题。佛家—禅宗思想对江曾棋的影响，不仅反映于文学创作，而且还渗透到他的艺术观、人生观。”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标志，是文化的载体和符号，包含与潜伏着共时性的文化转换与历史性的文化积淀。汪曾棋的佛教文化理念都会在它的作品中相应地表现出来。汪曾棋认为，佛教不应该成为生本不乐，诸般皆苦的教义，而应该扫荡传统的厌世情绪，倡扬人们充分地享受生活，回到“人间佛教”中，这恰是汪曾棋在《受戒》中体现的佛教文化意识。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谈到《受戒》时，汪曾棋表明作品“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生活是美好的，有前途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f81，因此，无论是版依我佛的僧侣们还是普通的俗人，他们都应该以现世为基础，充分享受生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