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

　　[关键词]民间；北大歌谣运动；新民歌运动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都是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民间活动。但二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发生于新运动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而发生于当代共和国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旨在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因此二者在对“民间”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殊，表征了不同时代语境的文化、政治内涵。

　　北大歌谣运动和新民歌运动，是先后发生在“五四”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的两次民间文学活动，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二者皆取面向民间之姿态，但是，在面对民间的同时，却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北大歌谣运动反映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知识分子力图以清新刚健的民间文学精神反对封建的启蒙理想，旨在开辟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全新领域，并为文人创作提供一种来自民间资源的营养。而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完全体现了特定政治语境下权威意识形态的策略诉求，民间是用以实现其政治文化干预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媒介。因此二者各有倚重，一个旨在学术思想创新和文艺创作革新方面，另一个则旨在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建构方面。因此，二者面对“民间”的价值取向存在明显分殊，是不同时代政治、文化语境特征的反映。

　　一

　　发生在北京大学的全国近世歌谣征集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文人、学者发起的一场民间文学运动。

　　1918年1月底，正在北大法科从教的刘半农首先倡议发起了这场运动。在《<国外民歌译>自序》中，他曾讲述了此次活动产生的缘由：“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元培)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眼，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之后，北大遂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刘半农亲自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号召北大及各地方团体师生搜集民间歌谣。各地搜集的许多歌谣，经择选审定后在《北京大学日刊》“歌谣选”栏目刊发，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刘半农、胡适、周作人、顾颉刚等，都是在文学领域和史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发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意识和启蒙主张。自近代以降，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境遇使知识分子“眼光向下的革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指向文化革新。民间的清新刚健被作为反抗陈腐封建传统文化、实现文化思想革命的一种重要力量。刘复的《江阴船歌》和顾颉刚的《吴歇甲集》作为这次歌谣征集活动中的重要成果，正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思想和学术追求。

　　发生在1958年被称为“新民歌运动”的全民性的文化实践，则是伴随的“大跃进”而在文化领域展开的一场激进色彩的文化革命运动。

　　1958年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民歌的搜集及创作问题。3月，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民歌的话题，倡议收集和创作民歌“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的，下次会印一本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现在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24月初，在武汉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继续就民歌的创作、搜集问题提出建议。4月14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正式向全国传达出了来自毛泽东这一政治权威人物关于民歌搜集创作的提议，把搜集民歌视作为“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号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之后，全国各宣传领导部门都根据社论精神把搜集民歌作为“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来贯彻实施，各地纷纷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一场大规模的民歌创作、征集活动就这样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有组织地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被誉为“主义新国风”的大跃进新民歌，显然不仅仅是一场单纯指向的民间文学运动，这一由毛泽东直接倡议推动的新民歌运动，是文学运动与群众性政治运动相互纠结的产物，抑或说是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一次有选择、有目的的倾斜。对民歌这一民间艺术的大力提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中已经发生了转移，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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