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2)

　　二

　　在“五四”时期北大的歌谣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从刘半农最初所拟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开始就对搜集歌谣提出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尊重民间歌谣的天然本真特性，规定人选之歌谣当为“有关一地方、一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寓意深远有关格言者；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童谣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而且“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从上述《简章》的规定内容可以看出，歌谣征集活动是立足于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

　　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词将歌谣征集的目的进一步明确为“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情感之上，一种新的‘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在这一思想原则主导下，北大歌谣运动也放宽了征集范围，刘半农所制《简章》曾特意提出搜集歌谣当“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但《歌谣》时期却有所超越，体现了对歌谣这一民俗文化形式进行研究的学术态度。《北大歌谣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规定：“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可见，“五四”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一方面体现了对学术研究方式及规律的遵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歌谣文艺价值及其之于新诗创作影响的肯定。对此周作人已有明确的阐释：“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品的共同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

　　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红旗歌谣》的编辑出版。其主要编纂者之一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以对“建设”背景下的新民歌运动及其创造者“劳动人民”的高度赞扬将其意义归结为：“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的精神浸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这场以搜集创作民歌为主的群众文艺大跃进运动，虽然以“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跃进目标在全国形成了“千人唱、万人和”的诗歌创作高潮，但是很明显，新民歌运动所追求的并不单单是大量诗歌的创作和搜集，它所刻意表达和营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豪迈气魄以及神奇的创造力量，相对而言，传统民间艺术中尤为注重的情爱因素在劳动人民豪情万丈的政治讴歌中早已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男女情感被隐含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当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被作为他们情感趣味的一个主要标准。新民歌中常见的诗句是“我盼阿哥像雄鹰，社别落人后头……我盼阿哥像河里浪，跟党一直走到头。”或者“情哥挑担快如飞，妹妹担子紧紧追；就是飞进自云里，也要拼命赶上你。”这与新文化歌谣运动中学者将情歌甚至猥亵歌谣的搜集纳入民俗文化学术范畴的研究态度、并从中发现民众精神的价值取向形成明显的区别。因此，新民歌运动在本质上是毛泽东以全民动员方式对工农兵主体文化革命思想的一次实施。民间文化已衍化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

　　三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曾提出的“到民间去”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民间及其民间生活中的大众对于都市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两样的具有淳朴浪漫特性和感召力的所在。但与此同时，怀有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则并不把民间作为民族复兴及理想道德的庇护所，中国民众由来已久的民族劣根性对他们来说仿佛鱼鲠在喉，必须予以冷峻严肃的批判。因此，他们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从学术的和文艺的角度也呈现出了相对复杂的一面。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方所坚持的民间观，并不否认民众身上可能存在的迷信落后一面，但面对民众精神层面的所谓“负面”因素，他所表现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因此他所从事的民俗文化研究中，“各种城乡的庙会、朝圣、寺观节目等宗教活动中的民众实践”，都成了他极感兴趣的民俗研究事象。“从表面看，顾氏的这种肯定民众宗教生活的态度，似乎与他们这批‘五四’青年学者的科学价值观相违背，实际不然。……他对民间信仰的一系列解释，其实是反复强调一种理解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即通过他者的眼光去理解他者所在的民间及其文化，而不是以单纯的价值判断否定学术研究的意义。

　　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方则体现了相对矛盾复杂的态度。在他看来，民间文学具有真挚诚信的天然本性，即使是猥亵的歌谣，也“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因此民间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创作可以有所助益，此外，通过民间生活中猥亵歌谣的搜集，可以从中“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这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都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但是，民间文化“藏污纳垢”的存在特性也同时表现出了民众精神上的某种劣根性，就此而言，民间及其民间大众是需要启蒙的对象。顾颉刚和周作人对民间的态度和价值认同虽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民俗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取向上仍有共同之处。

　　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对于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高度称赞，则显然超越了一般文艺创作的夸张修辞，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一种全民动员参与的迷狂状态下的政治修辞。虽然有许多文人学者的参与，但此时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地位的迅速下降，已与民间大众地位的迅速上升形成鲜明对照。实际上，对新民歌运动的大力倡导包含了毛泽东希望借以进行文化革命的理想，即彻底颠覆由来上的尊卑贵贱的传统，还“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本来面貌，让劳动阶级成为国家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和享用者。因此，在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中，“群众和集体的智慧与创造力受到赞扬；知识分子和个人的知识与威信则被贬抑。一方面，农民和工人有能力完成伟大的事业，因为他们是用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一切问题的；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浸染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价值观。甚至自然科学家也被贬斥，因为他们‘重业务，轻政治，追求个人名利和个人兴趣’。作家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批判的观点削弱了对党的信任。周扬宣称，从此以后，文学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我们不要阴暗的负担，而是要文学给人以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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