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3)

　　在这场全民动员参与的文艺创作中，在举国若狂的浮夸状态支配下，毛泽东的这一革命理想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张扬。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创造了无数不朽篇章的古代骚人墨客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创了新诗传统的现代文人，悉数成为了新民歌创作者眼中最为无能无用的人而被反复嘲弄。新民歌在对现实生活的虚妄歌唱中，常常以一种今日国家主人翁的口吻渲染自己作为劳动者创造的豪迈之情，并通过与古代诗仙的对比凸显自己超越其上的创作才能。如“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优秀诗篇哪里寻，奉劝诗人下。山川田野天天变，哪件事情不动人。打破陈规人心齐，处处英雄创奇迹。遍地神话遍地诗，诗人何不快快拾。”这一类民歌显然是这种思想和时代情绪的最好说明。

　　四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分层及其互动是极为常态的现象。在我国，先秦时期因为正统上层文化还没有在全社会最终确立，集团的上下层还在分离过程中，原始文化的遗存还清晰可见，上层贵族集团参与民间活动也并不为忤，文化的共享程度在人类文明初期较高。而当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文化地位得到强化和系统化以后，他们的文化系统就与普通民众的文化系统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差别，形成“礼”与“俗”，“上”与“下”的对立关系。于是，拥有文化话语霸权的上层集团总是力图将自己所属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普泛地输人到民间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民间文化在上层统治集团眼中的观风知政和社会教化作用，也使得底层民间文化存在上升的可能，孑L子所谓“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即反映了将上层制礼对下层民间习俗的转化吸收。可见，上下层文化虽然是有区别的，但并不意味着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

　　实际上，广泛存在于民众生活的民间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互动的作用和意义。来自民间的、信仰、等文化形态，虽然与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都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因此对于文艺创作具有营养作用；就其民间构成的社会基础来说，深深植根于民间生活的大众作为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撑，对社会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因此被精英阶层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无论是学术的、文艺的还是政治的民间价值取向，都是特定历史语境影响作用下的一个表征。但是，“五四”时期北大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发现，开启了我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的大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民间视野，则显然是将民间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因此，无论是从活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参与者主体构成，还是其组织方式、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上，发生在上一世纪的两次民间活动均从性质、内容、目标等整体风貌上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是他们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及其价值判断，更使这两次面向民间的活动本身呈现出学术、文艺和政治的分殊。

　　“五四”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是出于新文化运动对于、科学的需要而展开的，“如果没有胡适、周作人、刘复、钱玄同、沈兼士、顾颉刚等人为了提倡白话文、以平民文学代替贵族文学、以全民的历史代替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利用歌谣、传说、故事等民间文艺，中国的民俗学就还不可能在那时发展起来”。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选择了民间歌谣这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民间文艺形式，将代表民间文化的民歌形式推向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但通过亿万民众激昂亢奋的声音传达出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和无产阶级激进革命文艺思想。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仓促退场，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建立在虚假理想之上貌似源自民间而实际却扭曲了民间艺术生产方式的伪艺术活动的虚妄，它已经无关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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