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文学理念的强势播扬——从《益世报•文

　　关键词：人性；阶级性；创作自由

　　论文摘要：粱实秋在主编《益世报·周刊》期间，曾以多个笔名包揽了副刊的大部分文章，主要围绕着人性、阶级性、创作自由等问题展开，从中显示了离开论战中心上海之后，梁实秋对自己文学思想的集中整理和强势播扬，对文学本体建设和文学的自由发展都作了有益的探索。

　　《益世报》1915年由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雷鸣远创办于天津，至1949年天津解放停刊，“是中国近现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重要报纸，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旧中国四大报”。1932年正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受《益世报》主笔罗隆基的邀请遥编副刊《文学周刊》，从1932年11月5日至1933年12月30日止，每周一期，共出版57期，1934年梁实秋离开青岛赴北平任教，他在《益世报》的编务工作暂告一段落。这是一份以水平较高、以更专业化的受众为对象的文学副刊，以评论为主，学理性比较强。梁实秋此时刚及而立之年，正是年富力强且思想日渐成熟的时候，而上海的《新月》月刊已经式微，主编《文学周刊》为他全面阐释自已的文学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同时远离了文化论争中心上海，论战的硝烟也渐渐散去，正是梁实秋以沉静之心整理自己思想的重要时期，副刊大多数文章由他自己所写，计有100多篇，是一次对自己思想与观点的集中阐发与强势播扬。

　　一

    梁实秋自由主义文学观的核念是“人性论”，它联系着梁实秋对文学的本质、价值、功能等问题的认识，他不但以人性为标准横扫新文学“浪漫的混乱”，而且在多篇文学批评中强调人性的观点。从《文学周刊》第一期就开始发表的《文学论》是一篇概述文坛的综合性文论，也可以说是梁实秋文学观念的总纲，全文分8期连载完，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又有对新文学的检阅，既有对中国文学脱离人生倾向的批判，又有对过于功利的文学的讥讽，而他认为最健全文学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以人性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者，一方面注重现实的生活，不涉玄渺神奇的境界;一方面又注重人性的修养，推崇理性与‘的想象’，反对过度的自然主义。”这一主张起码蕴含了两个基本点，一是文学要表现现实人生中的人性，一是这人性应是理性的和伦理的。

    梁实秋认为，“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的描写”，“伟大之文学家能洞悉人生的奥秘，能彻悟人性之最基本的所在，所以文学作品之是否伟大，要看它所表现的人性是否深刻真实。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使读者能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伟大的诗歌，内容是人性的描写”，小说、戏剧、散文等其他文体也是如此，永久的共同的人性是文学的最佳选择，只有表现了这种常态的人性，文学才有价值，才会永久。在梁实秋的文学观中，人性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也成为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准绳，在《古典文学的意义》一文中，他认为真正的古典主义是在追求文学的普遍人性内容，而不是一个以时间来划分的概念，他以人性论重新界定了古典文学，认为《诗经》中能称为古典文学的只是一小部分，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也不是古典文学，古典文学决不是浩如烟海而是少而又少。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他也把人性看作是一把贯通古今的钥匙，“人类所共同有的情感如喜怒哀乐之类，人类所共同有的观念如勇敢慈善信义，反面的如对于欺骗谎语的排斥，这一切曾不断地在文艺里表现出来，古今初无二致。所以我们划分文艺的时代，自然不免要特别偏重各时代文艺的差别，然亦不可只看见‘异’，而忽视了‘同’，这是很重要的”，一切变动之中，人性是不会改变的。

    梁实秋反复强调的人性与五四文学张扬的人性不同，五四时期张扬的人性大多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肯定人的感情欲求和自然本性，以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为内涵，周作人曾以《人的文学》为新文学运动奠基，胡适曾表述过自己的文学理想是“要有点儿人气、要有点儿人格，要有人味的，人的文学”，两位五四新文学的创建者所主张的人的文学，带有批判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建设意义，张扬自然人性的释放和人道主义精神。梁实秋的人性概念深受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有两个要点，一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表现人性，二是尊祟理性，“白壁德永远的在强调人性的二元，那即是说，人性包括着欲念和理智”。“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以理智控制欲念，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可以说完全继承了白壁德的衣钵，他的主要观点都能在白壁德那里找到源头。站在中西文化之间，伦理理性又使他找到了新人文主义与中国中思想的契合点，强调人性接受理性的，理性对个人的冲动和欲望加以内在的控制，和谐标准的人性只是在理性的生活里方能实现，常态的人性与理性的节制相结合，才能产生健康尊严的文学，才能产生伦理的效果。梁实秋是从建构文学本体出发而不是作为启蒙文化思潮来倡导人性的，也正是站在理性的制高点上，他不但与五四初期所倡导的“人性”相区别，对于同属自由主义思潮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也大加挞伐。

    梁实秋在这一时期的文章里，从新诗、散文的讲到现代小说和戏剧的问题，从研究文学的方法讲到文学批评的标准，从反对浪漫主义到阐释古典主义的意义，人性问题是他论述文学的前提与基石。那么他人性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就他的表述来看不是指喜怒哀乐的情感现象，而是一种情感本质，“为作公债失败而悲哀，与恋爱悲哀，自然是不同的。其不同在悲哀的缘由，至于悲哀的本质，却没有什么不同，可见梁实秋虽然将人性归结为永久不变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却排斥情感的内涵，而是强调不关涉具体内容的情感本质，或者说是越过现象世界的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讲的“真”和“理想”。但人性毕竟是个抽象的概念，梁实秋在具体论述中有时等同于理性，有时认为是喜怒哀乐的情感，有时排斥自然人性，有时又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杂揉在一起，“梁实秋没有进一步阐述他整个文学理论中作为基石的‘人性’概念，这个概念对于他，就像现在对我们和对20年代及以后时期的中国批评家一样，无疑都是难以解释的“自在之物”。

　　梁实秋以人性为基础，对五四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和功利主义文艺观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描写人性，文学的价值在于陶冶性格、净化情感，完全脱离现实人生的浪漫主义是不可取的，而文学又不能与现实离得过近，失去文学的意义。他认为，强调文学的道德伦理功能，既能发挥文学干预人生的社会作用，又可避免急功近利地对现实直接参与，因此，他在功利派和超脱派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角度，即对人进行伦理自觉的培养和做人方式的指导，这种既主张艺术相对独立，又强调实际意义的文艺价值观，典型地表现了梁实秋自由主义的文艺态度。梁实秋的人性论思想是在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之外建构的，他的文学主张“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最早的标本”。他的人性论立足于文学本体，追求文学的本真与纯粹，致力于健全人格的培植和人的内在品性的修养，强调文学作用于人的根本目的以及它在形成人的观念和态度中的影响，带有超功利的性质。他试图以人性的标准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一条康庄大道，在时代对文学提出功利要求的背景下，执著坚守、特立独行，为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作了有益的探索。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探索与努力应该是文学这一广阔空间中的自由之声。但是，他所立足的人性是先验的抽象的人性，限制了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的容量，过分强调理性，也容易造成文学作品的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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