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文学理念的强势播扬——从《益世报•文(3)

    梁实秋建立在思想自由基础上的创作自由不是针对哪个政党哪个阶级的，而是一种自由的意识。在30年代特定的时代下，阶级斗争、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运动中，普罗文学和国民党的三义文学，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但因两派关注的都是文学的直接政治作用，这与梁实秋的文学本体观相去甚远。梁实秋承认文学与学的关系，但在理解这种关系时强调不应该把文学当作宣传工具，因此，他对国民党用三民主义文学统一文艺大加讥讽，对普罗文学的强调阶级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他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自足性，不应该沦为任何一个阶级的宣传工具，否则，是无法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来的。他的主张对左翼文学和国民党的御用文学都形成有力的冲击。

    梁实秋对于普罗文学以文学为革命的宣传十分不满，反对把文学当作“武器”，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他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强调是先有文学，后有主义，不能先有主义，后有文学，“如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以文学为政治的宣传，干脆说，这便失了文学的立场”，文学是文学，宣传是宣传。退一步讲，“我们不反对任谁利用文学作工具，但是我们不愿任谁武断地、只承认如此方是文学”。在他看来，具有永久性的文学必须表现生活的常态，而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变态，不是常态的生活，“无论如何，文学家是并不听命于理论家，批评家，或革命的宣传家的”，宣传主义是一件事，欣赏文学又是一件事，所以屠场、铁流与哈姆雷特、失乐园，将各有各的读众。文学家什么时候都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都应该保持独立的个性、自由的人格，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写出人性的文学，才能维护文学的独立与纯正。

    针对国民党的专制主义，梁实秋的批评也相当尖锐。当他看到左翼文学的宣传性与工具性的时候，他批判左翼文学;当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对左翼文学绞杀的时候，他也强烈地抗议，“对于真正爱好文学的人，文坛生添出了一批普罗文学，这是该加欢迎的事”。“普罗文学的理论，是有不健全的地方，本刊屡有批评，可是他的理论并非全盘错误，实在它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论有许多点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并且是文艺批评家所不容忽视的新贡献。即使反对普罗文学的人也该虚心地去了解它，然后才能有公正的判断”。梁实秋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左翼文学生出很大的同情，并表示这不是示惠于人或故作公正，而是不符合思想自由文化自由的原则，“凡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他认为，思想是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的，思想只对理智负责，对真理负责，反对任何党派任何阶级对思想言论的钳制，维护创作的自由。

    梁实秋之所以既批判普罗文学，也批判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显示出独立超然的价值取向，是因为他从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出发，主张文学的独立性和多元化，反对在文学上强调思想统一，不管是哪一种文学，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站在一个自由主义立场上，只要他们限制了文学的发展，他都有可能反对，也因此曾受到来自左翼右翼两派文学的抨击。他反对的是对文学本质认识上的偏差。梁实秋说他终生信服伏尔泰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在时期，梁实秋的创作自由论与很多自由主义者取得认同。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强调，“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从胡适到沈从文，从“新月派”、“论语派”到“自由人”“第三种人”，都发出过创作自由的要求、从文学的独立性出发，从建设文学本体出发，要求解放创作主体，追求文学的超功利价值。梁实秋的创作自由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梁实秋从文学的现代化建设角度，在阶级斗争、救亡的激烈环境中，张扬创作自由，为3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有他这样的作家的坚守，文学才成为多色调多音部的存在，他的文学观念也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五四开始，自由主义文学一直倔强地生长，只不过在如火如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文学与其他文学主张结成思想同盟，对抗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体现出文学战线的统一性。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社会变革和文学变革双重使命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要变革社会以图民族振兴，另一方面要建设新文学以图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由于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文学的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充分展开，就被淹没在社会变革和民族救亡的疾风暴雨中。梁实秋主编《文学周刊》的30年代，不但新文化统一战线已经解体，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日益尖锐，文学生存的环境不同，自然对文学的定位就会发生变化。在这一文化语境下，梁实秋既高扬自由文学的大旗，又以古典主义的和谐均衡来节制自由，显然是与时代错位的，不合时宜的，其自由主义文学观也会遭到反击。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纯粹的文学立场，从文学的发展规律与发展远景来看，却有着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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