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文学理念的强势播扬——从《益世报•文(2)

　　二

    当面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时候，梁实秋感到迫切需要辨明的已不再是文学注重情感还是理性以及新文学的弊端问题，而是文学到底是表现人性还是阶级性的问题。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他认为文学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实现文学表现健康、优美、常态的人性，在《文学论》中，梁实秋认为文学的任务是“于森罗万象的生活状况中去寻索其潜在的人性的动因”“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侮，惟健全的文学能陶冶健全的性格，使人养成正视生活之态度，使人对人之间得同情谅解之联系”。在以编者身份回答读者来信时，他多次宣传自己的主张:文学不能救国，更不是宣传，健全的文学只能陶冶人的健全的性情，因此不要把文学与阶级联系在一起。

    从文学本体出发，梁实秋认为文学无阶级性。他认为文学是独立的、普遍的，而不是某个阶级的，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差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的口号标语。从创作主体看，一个文学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失掉独立的地位，作家的创作与所属阶级无关，“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上没有多大分别”。“强分作家为两个阶级，或左右二翼，这对于文学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利益”;从作品来看，“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从读者来看，无产者有能欣赏文学的，有产者也尽有与文学无缘的，讨论文学问题，应该把把的阶级的观念抛开，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观察。他在《文学周刊》第六期了马克思的作品《莎士比亚论金钱》，在第八期撰写了《马克思与诗人》，通过马克思喜爱诵读歌德、海涅、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意在说明无产阶级领袖并不拒绝布尔乔亚文艺，“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出了一种主义一种运动之创始者与领导者，和他们的盲从的徒众，其间有多么大的分别。领导者的态度往往是开明的，而盲从者的态度往往是愚暗而态肆”;从文学批评来看，“单是阶级性并不能确定一作家或作品的意识与，至少性遗传性训练等等也是形成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之不可避免的因子。所以确定阶级性只能成为背景研究之一部分，也可说是批评工作之初步的准备之一部分”，真正的批评还是要发挥作品中的人性。如果说梁实秋最初提出人性论是为五四文学纠偏的话，那么在与普罗文学论战的时候，人性就是其否定阶级性的武器。

    在《文学周刊》上，梁实秋除从理论上为自己的文学观念铸造基石外，还尤其关注左翼理论著作，他批评了谭工模的《新兴文学概论》，撰写了长篇文论《普列汉诺夫及其》，意在说明的批评有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不少武断的地方，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译著多有攻击。对于左翼作家的作品，他也及时做出批评，否定左翼作家的作品，比如《鲁迅的新著》、《两地书》、《关于张天翼的小说》等。为了让读者认识无产阶级文学，他还在自己的刊物上登载了一些普罗文学作品。这样做，充分显示了梁实秋对自己文学观念的自信和执着。

    然而随着对认识的深入以及对文坛论战的反思，《文学周刊》时期，梁实秋对阶级性的理解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阶级斗争既已由理论而成为实际活动，那么斗争在文学里得到反映也是自然的。但是若说文学必要以斗争为题材，这便可议”。他开始承认文学创作可以写一些阶级斗争，但反对把阶级性作为惟一题材，反对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生活的全部。他也认为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并存，“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现之别”，文学仅仅是可以写阶级斗争，但文学的价值在于人性描写的部分，而不在于阶级性表现的部分。这些观点与以前他的文学无阶级性观点相比，已经趋于辩证，因为阶级性与人性并不是完全对立关系，从外延上来讲，人性应该包括阶级性，人类社会在一定的阶段，阶级的出现，造成不同的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对立有冲突，但在人类的生存过程中，除了这些方面外，还有一些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欲求，阶级性不是惟一的，这些都应该是文学表现的内容。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复杂中，梁实秋大讲文学的普遍人性，不趋时、不附和，体现出坚守文学品格的一些追求，对普罗文学中过分强调阶级性确实是个有益的补充与调节，对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给予及时地思考与判断。3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无产阶级阵营需要文学反映本阶级火热的斗争生活，需要文学为本阶级利益服务，从当时的革命需要这一特定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文学为政治服务，很容易使文学偏离文学正常发展的轨道，比如政治高于艺术、思想大于形象、主题先行、概念化、公式化等，对文学自身的发展非常不利，也限制了文学应有的活力。对于普罗文学出现的一些间题，处于激情澎湃中的普罗文学家们不可能冷静理性地思索。梁实秋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看到文艺思想领域的偏激之处，指出了政治思想对文艺最初的兼并，应该说有可取的成分，但人性论视角也使他看不到左翼文学的特殊价值及时代合理性，并以人性论对抗阶级论。与《新月》时的疲于应战不同，《文学周刊》时期梁实秋往往是主动出击，针对以前与左翼文学论争的老间题进行辩白和发难，对鲁迅这样一位自己的宿敌自然不会例外。或许是因为远离了论战的中心，与上海时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以致产生了大量论战文章相反，这时很少看到左翼文学包括鲁迅的直接回应。

　　三

    梁实秋对人性、阶级性的认识，使他试图消解文学的工具论，而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作家主体来讲，他认为创作的自由是产生有价值文学的前提。创作自由是其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受英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他不愿意从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不主张激进的方式，也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社会地位和倾向决定了他把自由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与现实人生直接联系的价值目标，自由主义思想投射到文学价值观方面，就是追求不受任何势力所左右的创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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