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下的文学主体性(2)
2013-08-26 01:06
导读：(1)市场经济下的创作主体。 市场经济下，文学的创作环境变得复杂，随着文学的边缘化，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者也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境，落入自觉的陷
(1)市场经济下的创作主体。
市场经济下，文学的创作环境变得复杂，随着文学的边缘化，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者也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境，落入“自觉”的陷阱，他们在文学的坚守和突围中失去了自我把握，丧失了创作的主体，作品缺少主体性表现，作品失去读者。
文学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作家身上，他们不仅是创作的主体，也是作品之所有文学主体性的根本原因，由其可以较为直观的看到文学主体性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作家迷失于市场经济，即写作的物欲化。
电子传媒时代终结了纸质印刷媒介的“垄断地位”，读者群落不再是需要被教化，被引导和指引的，文学滑落人商品一类，物质被大众追求，作家不得不面对。“人不能光靠感情生活，人还得靠钱生活”。市场经济下的作家生存环境和文学空间促使他们走向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并要求他们能够适应它，很好的生存下来。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都不反对作家的这种适应性选择。
无疑，新时期作家中王朔是这种作家群落中的代表，从一个对文学坚守的人，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再到“顽主”系列小说的出版，王朔逐渐登上中国文坛。他自己承认，他的文学是建立在功利的、金钱的追求之上的，是为之写作的。他把自己的小说与影视相结合，《渴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成功也是王朔的成功，预示着小说与商业行为的结合的开始，接下来苏童、刘恒、刘震云等一大批作家开始注意小说与影视的结合，开始注重小说的改写前景，开始考虑小说的社会经济价值。潘军说“电视剧是个破东西，不过很赚钱”。池莉也坦言“小说的好坏与电影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电影再好也是导演的，不是作家的。电影拍砸了，那也是绝不等于小说不好。我的小说与电影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仅仅是金钱关系。他们买拍摄版权，我收钱而已”。文学变的庸俗，文学的崇高被消解，神圣不在，成为物化世界的附庸，“以审美为目的的艺术应该成为他们殊途同归的前进目标，而不是让艺术沦为日常俗事的包装纸与促销具。否则，我们便会面对因促进艺术的消亡而导致文化的全面平庸化的格局，就会陷入到一种精神的缺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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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的许多作家的创作已经开始走向消亡，文学创作中不再有更多“文学主体性”的体现，创作者主动远离主体，远离人生，对世界没有更多的关照，文学失去应有的价值。作家创作的作品不再有更崇高的更深刻的意蕴，作家主体在作品中无所体现，作家对时代失去敏锐的感觉，不能发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内质，无论是
诗歌、散文还是小说，逐渐成为个人私欲的写作，这必然导致了没有普遍的广泛的共鸣，不能代表时代精神，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使文学沦落至如今境地：诗歌已经没落，散文的辉煌不再，小说也逐渐沦为市井化的写作。作家迷茫的走进这个时代，把主体从创作中拉了出来，使作品失去“照亮世界，照亮人生”的伟大追求。
②写作的物化：作家迷失于市场经济。
新时期新生代的作家崛起，他们用另类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发泄自己面对现实的困惑和焦虑。20世纪80年代一个叫做《他们》的民刊出版，以韩东、朱文和鲁羊为代表的口语写作由此发端，他们在诗歌和小说两个向度上前行，把金陵市井口语推进到了一个
美学的地步。《我爱美元》作为朱文的代表作，使他能够称得上第二代“王朔主义”的奇特样本，它纯粹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把王朔的流氓文学进步发展，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更是把性当作一种写作形式加以发展美化。最为人性中最为本质，最直接的体现的东西用一种“淫”的方式表现出来，把人性深层的东西浅薄了、形式化、恶俗化。到了2000年，“下半身”写作诞生，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身体写作”弄到了极端。以沈浩波、侯马、卫慧等为代表的协作，把性当作了一种纯粹的生理冲动·作为一个人的最本质的需要，是冲动的膜拜。在他们的小说中，性欲成为了对一切的评判，被任意放纵，连同人的主体、作家的主体也一同葬送，没有了作家的文学主体性的体现，背离了主题原则和精神价值。正如卫慧在其小说《像卫慧一样疯狂》中所言：“我们的生活
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享受，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的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 作家在追求
个人写作和功利写作的时候，抛弃了最基本的原则，而把创作主体抽离作品，使作家自我和读者都远离了作品，读者的阅读期待不能满足，作家的文学的主体性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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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经济下接受主体。
美国学者大卫·里斯曼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划分为“传统引导型”“内部引导型”“他人引导型”三种，那么依据其对现代社会文化受众划分的话，文化受众已经从纸质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