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胡瑗的治国训民及其教育主张(2)

　　二、培养贤才，治国安民

　　胡瑗说：“圣人设为学校，天下之材，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胡瑗认为，学校教育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他在《松滋儒学记》中说：学校教育培养“其材之成也，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其出也，可以长；其入也，可以弟。无他，盖本于学校之教而已矣”儿。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可以让受教育者皆能成才，大则可以担当经邦治国大任，小则可以专而治事。
　　在胡瑗看来，治国必须要有贤才。因此，一方面要知人善任，广纳天下贤才；另一方面要依靠教育，用学校培养的人才来治理国家。胡瑗把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看成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他认为之所以成为圣人，也是受教育学习的结果。他说：“圣人君子，于思虑有所不善而能速改之，以至由小贤至于大贤，由大贤至于圣人。”所以他要求“君子之人，则当求圣贤之道，学圣贤之事业。广其视听，大其知识以充已之道。上思致君，下思利民而成天下之事业，则君子之道毕矣”。为此，他特别重视学校教育，他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胡瑗的这段话论述了实现“天下之治”，即在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方面，人才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阐明了人才培养的一些重要规律。
　　为了使学校教育真正发挥培育人才的作用，胡瑗认为学校教育要贯彻“明体达用”的思想，即注重培养内圣外王的贤才。他把“师儒”以“内圣”看成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胡瑗认为，“内圣”教育只是学校教育的一个方面，学校教育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外王”之才。胡瑗不仅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政治职能，而且看到了教育的其他诸多职能。同时，政治职能并不仅仅限于空口说道，还需要诸如、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来施加影响。教育的这种职能，才是真正为政治服务。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就是要使学生在懂得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平天下道理的基础上，把所学经义和才能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他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虽萃聚之世，民已和会，然不可不有所备……如尧、舜、商、周之时，可谓极治矣，然犹立司马、司徒、司寇、司空之职，以训习兵戎。以是观之，虽在萃聚之世、至平之时，亦当戒于不虞。此乃圣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道也。”可见，胡瑗以培养“明体达用”之才为办学、讲学的目的，与过去儒家们单一的以培养“圣贤”为教育目的有所不同，他更重视的是培养有才干的统治人才。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事实上，胡瑗在苏、湖两地设教多年，其问大胆改革，勇于实践，创造了名满神州的“苏湖教法”，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据有关资料记载，苏州州学开始时只有20多人，50年后，学者成倍增加，为赵宋封建王朝输送了很多人才，特别是胡瑗掌教以后，更是人才辈出。据宋代《登科进士题名录》记载，端拱元年(988)程宿榜以及大中祥符八年(1015)蔡齐榜，登科者有谢降、胡献卿、范仲淹等，除去早年的不算，仅天圣二年(1024)到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就有222名。如果从胡瑗掌教后算起，则有150多名，其问还培养了范纯祜、程颐等名人。以苏州为例，根据文献记载，从北宋端拱元年(988)始，至南宋绍定二年(1229)止，历时241年，苏州共出了448位进士。从南宋建炎二年(1i28)至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历时83年，苏州共出了14位武进士，加上448位文进士，共计有462位进士。文风之盛一直影响到明清。
　　总之，胡瑗把培养人才的根本之策高度聚焦到了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同时胡瑗还认为，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的人才来治理国家，可以防止“智小德薄之人”担当大任，这就从更高层次上揭示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国家兴衰存亡的关系，进一步突出了学校教育培养人才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