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影响体育社会学科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使用效(2)

　　乔治·盖洛普是一位年轻但享有盛誉的专家，他与美国民意测验中心利用配额抽样方法在1936年、1940年、1944年成功地预测了当年的总统当选人，但在1948年预测纽约市长杜威时却遭到失败，其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选择的样本不具代表性。对于全国性大选的民意凋查而言，这类信息主要来自普查资料，但在1948年，二战促成了大量人口涌人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194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的人口特征。而盖洛普的抽样依据正是194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上述两例说明问卷调查的社会背景是多方面的且复杂的，如果某一环节失误，就会造成整个结论的错误。

　　抽样对象或称之为抽样框与总体之间的关系显得很重要，因为要研究总体，必须要选择能符合条件特征的抽样框，才能反映总体，以减少抽样误差。在大多数的体育问卷调查中都提到了随机抽样，但只是一带而过，笔者认为这点是很不负责任的，同时也说明对抽样方法的使用上很不重视。事实上，随机抽样并不是随处可套的词汇，从理论上说，在随机抽样中，任何要素都是具有同等的、独立于任何其他事件的被抽到的概率。如投掷硬币是常被引用的例子，对正面或反面的选择是与先前对正面或反面的选择无关的一个独立事件。当然，在现实的问卷调查中，多要素间具有同等性质的事件是较少的，因此社会研究者通常使用随机数表或程序，从中随机选出抽样单位，这一过程可以避免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偏见。但笔者在阅读有关问卷调查的论文中发现，许多文章都提到了随机抽样方法，但没有介绍总体样本的含量，也没有具体说明使用何种手段进行抽样等，这就可能造成样本与总体之间的各种误差。

　　2．2问卷调查的信效与信效因素
　　学者张力为了100份2003届学士，也只有2篇论文交待了信度与效度问题。

　　根据1996--2000年《体育科学》问卷凋查论文的统计资料与2003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文中明确交代信度与效度的问卷调查论文所占比例是很小的，看来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由于目前期刊对采用问卷调查论文的要求不高，且受发行版面所限，因此研究者无法看到论文中采用的问卷调查表，故也无法对文章信度与效度进～步判断，这也是造成撰文作者忽略信效度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来说，效度都可能面临一个重要问题，由于问卷调查法的特定工具及操作方式，会使“问卷调查法更经常地处于低效度的境地中，更经常地面临效度问题的挑战”。

　　在涉及解决体育问卷调查研究中信度与效度较低的状况，学者隗金水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方案：可利用相互联系的题目来检查受试者应答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变换被讨论对象来获得真实可靠信息；利用不同群体的对比来综合分析应答结果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等。以上这些方法都是针对问卷调查的信效度较低而提出的，但这些方法的使用都应在问卷表设计与实施前得到解决。

　　利用已有的标准量表是解决问卷信度与效度的较好策略，即采用他人使用过的、经过的比较可靠的测量方法。但是有些标准化的量表也同样存在着一些信度问题，如多年来大学入学能力测试(ScholasticAptitudeTests，SAT)和明尼苏达多维人格测量(MinnesotaMuhiphsaicPersonalityInven．tory，MI)几乎被认为是标准，但是近年来这两个测量都需要修订，以适应社会的变化。看来标准的量表也有一个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借用国外的一些量表，同时还存在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因此在使用量表过程中必须谨慎对待。

　　如果没有现有的标准化量表，则在文中必须交代清楚有关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问题。对于一些自制的问卷，可以采用前测——后测方法来检查问卷的信度，即如果预期获得的信息没有变化，那么重复测量就应该有相同的结果，如果两次测量的结果有出入，且差异性较大，那么测量方法就一定存在问题。艾尔·巴比还提出了运用“对分法”来测量问卷的信度，即把问卷的几个问题随机分成对半，并进行对半两组问卷调查，如果两组问卷得到的结果不同，那么信度就一定存在着问题。

　　有关效度问题，学者张力为认为自制量表中仅提供专家评定法确定内容效度的证据具有不足的嫌疑。而目前有关问卷调查的大部分论文能提供效度的绝大部分文章也仅仅是通过专家评判法，有关其它效度的重要证据如建构效度、内容效度、区分效度等很少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