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指标理论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1)(2)
2017-08-13 01:31
导读：这里我们借助自己研制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的过程，谈谈方法的重要性。可以说，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在目内外也不计其数，但是，不同学者彼此争论不休
这里我们借助自己研制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的过程，谈谈方法的重要性。可以说，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在目内外也不计其数，但是，不同学者彼此争论不休，争论的原因并不是对学校信息化内部结构划分的分歧。可以说，借助信息化的六大要素，建构出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不困难。争论的原因在于人们缺少理解不同指标体系差异的方法。为此，我们提出，建构一个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必须首先注意两个简单的方法问题：第一，指标体系是给谁看的 ?服务对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指标体系的详略就不同，表述方式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政府、学校管理者、社会或其他研究者对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就有不同的期望，因此制定时首先就应考虑到目标人群需求的差异。第二，指标体系本身是干什么用的?指标体系通常存在四种功能：描述系统状态、描述系统的发展、描述系统与目标的差距、将系统分类。每一种功能将造成指标体系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认为存在多个学校信息化发展指标体系是很正常的，关键在于这个指标体系本身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功能是否明确。理解了这些方法论，我们就能理解指标体系的多样化状况，从而避免一些无谓的争论。
四如何推动我国教育指标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
推动教育指标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是我国当前教育决策面临的紧迫课题。在教育部《 2020年教育发展纲要》综合调研组所提出的需要重点研究的18个系列专题中，其中就提出了“研究教育发展指标理论”的要求。但是，如何推动?我们认为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确立教育指标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的地位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长期以来，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抱怨、相互指责的情形较为严重。多年来，在探索哪些因素起中介作用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即对 “教育政策”的重视。安文铸认为，长期以来教育政策这个具有桥梁作用的中间环节没有解决好，是
教育管理理论没能满意地指导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同顾明远等认为，教育政策学在我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一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可能是教育科学体系内部导致教育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的重要原因。应该承认，确立教育政策的中间环节地位的确有利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但是，很多时候教育政策因其指导性或宏观性也表现出泛化、模糊的特点。我们设想，在沟通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之间是否还可以加入教育指标，让教育指标成为其中问环节之一?因为教育指标本身是概念和数值的统一体，可以将政策含义具体化，因而可使教育政策更具可操作性。这样，教育指标就可以进一步成为联系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中介，由此形成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践的连续统，它们彼此上下联系，前后承启，从而更好地促进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育指标与教育实践四者从基本概念到表现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赫斯特认为教育理论是 (或应该是)“实践性的理论”，这样的教育理论则完全可以直接去指导实践而无需教育政策或教育指标，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当教育实践是创作教育理论的实践时，当教育政策针对教育实践来说本身就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或者教育政策本身就包含了教育指标，或者教育理论也需要直接利用教育指标来进行操作化定义时四者线性的关系也被打破了。这些复杂情况告诉我们，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践四者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各自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互相叠合的连续的、循环的光谱，但是教育指标在其中的承启地位似乎是可以成立的。确立教育指标的中介地位，对于缓解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升教育指标的理论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二)对教育指标的基本问题开展理论研究
这里既要对教育指标的基本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学科知识基础展开研究，也要为构建和应用教育指标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这一点上，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研究时要从指标理论、社会指标理论中吸取营养。教育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教育指标最初就是作为社会指标的一部分出现的。社会指标最早由美国学者雷蒙德 .鲍尔(RaymondBauer)在1966年发表的《社会指标》一书中提出，随即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在我国，社会指标在80年代末90年代得到了大力发展。可以说，“社会指标运动”在国际国内都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虽然这些成果不能代替我们对教育系统内的特殊结构和概念的分析，但对我们构建、分析、评价教育指标可以提供大量的方法论知识。二是研究时要关注国际组织的相关理论研究。UNESCO和OECD在发布年度教育指标信息的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理论研究。例如早在1982年，UNESCO专家詹姆斯.约翰斯通(J.N.Johnstone)结合数十年经验，撰写了专著《教育系统指标体系》形成了教育指标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OECD于1987年重新开始教育指标研究，1992年编辑的《0ECD国际教育指标：一个分析框架》和1994年编辑的《开展教育计量：开发和应用教育指标》两本论文集是教育指标理论研究的经典文献。美国兰德公司、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等机构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文献。关于职业教育指标的理论研究国际上更为丰富。总之，教育指标的研究应该高度重视国外的理论成果，特别要重视他们教育指标背后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而不是仅仅注重译介其指标报告。
(三)鼓励建立大型的教育监测系统，对教育进行长期的跟踪监测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北京师范大学在讨论 985二期工程及“十一五”
教育学科发展规划时，许多专家不约而同的强调建立教育监测信息系统的重要性。OECD专家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后的一个重要建议也是建立“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我们相信，建立有效的教育监测系统是一个大趋势。今后，政府应鼓励建立大型教育监测系统特别是针对重大教育战略的监测系统。
必须承认，建立大型的教育监测系统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在发达国家，每个教育监测系统都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将监测成本大量降低。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半结构化甚至非结构化的问题用计算机描述出来，网格技术可以把整个互联网整合成一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分布式处理海量数据，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NGI)数据传输速率比现在提高100～1000倍，数据挖掘技术更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抽取出潜在的、不为人知的有用信息，这些技术对教育监测工作技术条件的创设，对发现教育系统运行的异常模式，对监测成本的降低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立大型的教育监测系统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当然，建立教育监测系统的一项前提工作就是构建教育指标，因此，从实践角度看，系统开展教育指标的理论或方法研究已迫在眉睫。
(四)增强教育研究中使用教育指标的自觉性，不断提高教育指标的应用水平
除为教育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外，教育研究也普遍使用教育指标。有学者鉴于教育的人文性和价值性，从而提出排斥使用教育指标的主张。我们认为，教育研究不应该排斥教育指标，因为教育系统的人文性和价值性并不能排斥教育系统的数量化特征，而且指标描述教育系统的状况时并不排除质的分析，因为指标本身就是概念和数值的统一。当然，同时必须注意，教育指标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因此并不是万能的工具。 “社会指标运动”一度陷入低谷，OECD早期教育指标项目的失败，就在于研究者和决策者对指标功能的过分期望。事实上，任何号称精确的数据都是估计值，或者只是观察到的事实而非事实本身，因此产生的信息必然具有一定误差。而且从功能上看，指标所提供的信息仅仅具有系统诊断功能，并不提供决策判断和政策方案。教育指标数据的性质就如同在医学中的血压、脉搏和体温值，它们本身不是对健康状况的判断，更不是药方，而且许多统计技术本身也存在着“陷阱”。所以，一方而要在教育研究中加强教育指标应用的自觉性，另一方而，也要充分认识到教育指标功能的局限性，不断提高应用水平。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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