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百年祭(1)网(2)
2017-08-21 06:07
导读：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锗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锗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当准将乡会试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重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着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者科举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君主制皮的覆亡。
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连深诸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对废科举的后果也难以逆料。废科举后才四个月，他于1906年1月，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中，谈到废科举的重大影响无法估量时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英大之举动，盲其重要，宜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严复自称为“浅学微识者”，但他的论断其实具有很强的预见性。
长期在华的传教士林乐知也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而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林乐知是从废科举的积极方面去预见其深远影响的。其后不久他便于 1907年5月去世。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在废科举后确实发生了可惊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林乐知大概也没有预料到废科举带来传统社会礼崩乐坏、秩序瓦解，与积极影响相当，其消极影响出极为“可骇”。
过去，科举年复一年地举行，士子年复一年地应考，周而复始，形成一种规律性的周期变化，人们都习以为常。一旦科举真的废弃，具有强大惯性的运行机制戛然而止。读书人一时很难适应，失落感和幻灭感是非常强烈的。清代科举一度为一百多万人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一旦这种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遭到颠覆，必将使这些人陷入困惑、彷徨和幻灭之中。由于经过一个阶段的舆论准备，到1905年真正废止科举时，整个社会表面上十分平和，没有激起什么反弹。掌握报刊等传播媒体的都是新学人士，人们听到的自然都是赞成的声音。而一批士人对废科举感到绝望、“心若死灰”的情形，后人只有从个别士人流传下来的
日记中才能窥见一二。即使是主张废科举的人士，到后来才发现科举制的废止，等于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支撑官僚系统以及促使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根基突然铲除，它所带来的社会震荡、政治混乱和文化断裂等后果，远远超过清末士人的估计和想像。为此，一贯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在1905年后曾对废科举的后果感到某种程度的惊恐，表现出某些懊悔与惋惜的心情。而轰世凯后来则在其复辟期间一度恢复过科举制度。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终于无法避免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洋许多国家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
三、百年后的历史反思
废科举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其后果既可惊又可骇，既可喜又可忧。1905年9月2日，在中国历史或中华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曰断裂点。其影响的长远程度和深刻程度，没有相当长的时间不易看清。
如今，废科举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前，严复无法预料废科举对中国的影响到底会如何，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了呢？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对科举制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跌宕起伏。而在临近废科举一个世纪时，我们对废科举的影响应该比20世纪初看得更为清晰，但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或许再过一百年，人们对废科举的认识要比今天明晰全面。
作为一种选才制度，科举制的连续性之强、影响面之广，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际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曾几何时，科举考试的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言：“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居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每逢大比年份，特别是乡试前后，设有贡院的省会城市都处于一种节庆般的热闹氛围中，科举不仅是考生及其家人梦牵魂绕的大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发榜的时刻，更是当地的重要日子。民间对新科举人和进士的尊崇，已接近于迷信的程度。由于科举影响重大且与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科举革废问题往往牵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千百万读书人的神经。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杜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女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在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废止科举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从以“求才为本”蜕化为“防奸为主”，说明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科举制已渐惭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去了。康有为说过：“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面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后来粱启超、孙中山、钱穆等人都说过清末度科举是“因噎废食”的话，但从考试制度的发屉规律和清末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不在1905年匆忙废止，也会在稍后几年废止，至少会在计划中的1911年废止。很难想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科举制还能长期延续下来，特别在清末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只能用停罢科举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科举与发展近代教育之间的矛盾。选拔性考试竞争过于激烈的话，矛盾和问题很容易层累起来，积重难返之后，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极端办法。只有当失去考试选才这一公平竞争途径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才会再度采用考试制度，虽然可能形式上成名称上已和先前的考试制度不同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废科举时似乎已是盖棺论定了。然而，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当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例如，过去有些传闻津津乐道哪位皇帝以貌取人、钦点状元或任意更动殿试及第的排名，其实，那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多数皇帝都是相当看重抡才大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科举时代，在国家、制度和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往往受制度的约束。举子当然是拥护科举制度的，因为那是可能使他平步青云进而为国家效力的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见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科举制度，因为他也要顾及国家一在当时即皇家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19世纪末，丁韪良在谈到一些年前会试主考官因为作弊授予而被处死时说：“作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它的威胁却是不可估量的，它将动播人民对这唯一获得荣誉和人仕的途径以及对政府的信心，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损害科举制而不带来风险，他可以按多教人的愿望而降低科举的要求，但他不能取消它面不引起剧烈的动荡，因为科举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权利的特许状。”只要是稍微不大昏庸的皇帝，一般都犯不着为某一臣子个人而坏了科举制度的大法，进而危及其统治。
举例来说，唐玄宗时，玄宗身边的一个亲信希田将赏赐给其女婿的官位换成进士科名，玄宗答应启，通知礼部给其及第。主管科举的礼部侍郎将此事禀报宰相，宰相认为：“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劝？”结果只好作罢。宰相之所以敢特皇帝许诺的事情挡掉，其理由为：官职是一回事，天子可以一时兴起封官
许愿，但科名是另一回事，作为“国家取才之地”，有其才学标准，不经考试来达标准，想找皇帝走后门也行不通。而玄宗虽贵为皇帝，对此也不再勉强。又如，清康熙时，文果和尚因“圣祖甫巡见之，命人京师，居玉泉精舍，宠眷殊厚。和尚一日携其孙人见，上问何事来此，和尚奏曰：‘来此应举。’上曰：‘应举即不应来见。’盖防微杜渐，虑其希望非分之恩也”。这也说明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科第名位颇为神圣，不可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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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人制定的，然而一旦制定之后，人就要受其约束，不能轻易改变；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构架。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对规则进行更改。《宋史·常安民传》载：熙宁中以经义取士，一般举人纷纷效法王安石的学说，但常安民却特立独行，不随大流。当他在大学春试中考得第一名，试卷启封后，主考官见其年少，欲改变其名次，判监常秩（监察官员）不同意，指出：“糊名较艺，岂容辐易？”这个事例典型地体现了制度的约束力量。糊名誊录制度如此，科举考试的许多制度规定也如此，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强制性。
又如，过去人们总是将贡院描述为可恨可憎的考试地狱，对其中的号舍，也多是指责其狭小，考生在里面无法伸展四肢舒服地躺下。其实，现代中国人对贡院了解甚少。影视作品中经常有明清乡试或会试的场景，但大多数从进场出场以及考试时间，到贡院的具体形制都与历史实际不符。明清贡院的形制，是总结几百年科举考试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号舍是贡院存在的根本。贡院的本来意义就是考场，而每个考生一河的号舍是明清（或许也包括元代）贡院的特色所在。古今中外有形形色色的考试，但只有明清贡院才有那么奇特的独立的考试小空间。号舍是用最简单的设计、最少的材料，建出容纳一个考生最低需要的考试单间，它便于防止作弊，有利于举子独立静思答卷。虽然很多人都说举子在其中坐卧辛苦，但对一种需容纳成千上万人考试而又想兼顾每个人有独立空间的考场来说，三尺宽四尺深的号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对号舍的形制，现代人不应有太多的嘲讽，它实在是中国科举制度是有代表性的有形标志。从贡院这一考试炼狱中煎熬出来走向仕途的人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中国古代“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沉泉”，如果说贡院是“三场辛苦磨成鬼”的考试地狱的话，它也是通向古代“人间天堂”的考试地狱。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值得注意的是，对废科举的评价，从教育视角与从社会、政治视角考察，会有明显的不同。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土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在清朝末年改革和废除科举时，主要考虑其教育功能并试图加以弥补，而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能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列，加上越到后来人们越是注意到科举阻碍学堂的问题而忽视或几乎忘记其政治和社会功能。废止科举之后，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学堂大量增加，
留学人数剧增。从教育方面考察科举制的废止，应该说积极的方面较明显；而从其他方面观察，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失衡，使今人在评价废科举的影响时，往往得出并非正面的看法。
总之，真正要评价科举制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继续敲打，而应对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可以预见，再过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严复的预言会更为理解，对科举制的评价也肯定比现在更客观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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