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民主性和公正性(1)(2)

传统教育的复活强化

虽然文明古国道德教育的传统已被中断，科举教育的传统却出人意外地在当代中国得以发扬光大，这是十分发人深省的。当今中国教育品质最显著的畸变，是8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以考试为中心、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时至今日，中国学校仍然笼罩在陈旧的传统气氛之中，学生在超强度的技巧训练和题海大战之中“苦学”，死记硬背、满堂灌、唯书唯上、师道尊严仍是普遍的现实。应试教育最严重的后果，是将面向所有儿童的义务教育，变为高度竞争性的升学教育，在筛选出少数“尖子”之时，使大多数人成为教育的失败者。在这个过程中，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高难度的知识训练，使学生沦为背书机器和考试机器，人的地位、价值、情感、尊严可怕地消失了。
重视基本训练、比较循规蹈矩和缺乏创造性，是属儒教文化圈的亚洲国家教育的普遍弱点。但中国当代的应试教育不止于此，而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80年代以来，重新恢复重点学校制度，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并导致升学竞争层层下移的恶化。在炽烈的应试教育氛围中，出于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的需要，致使我国中小学课程的难度、深度已成全球之最，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约一二个年级，已严重脱离了青少年的认知能力。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在80年代末的调查，约有80%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生厌学的达30%，有的地区高达60%[4]。同时，形成了一种所谓“唯理性教学模式”。这种主要从数理化等理科教学中形成的教育方法，已经成为中小学主要的教学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学习质量。这种教学甚至使最具人文性的语文教学也成为语言、文法、修辞等“理性”内容和八股式写作技巧的枯燥训练，文学的价值和美、人的情感和体验等等不复存在。

应试教育加剧了教育人文性的流失，明确影响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只重智育和分数，较为忽视人格养成和道德发展，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学校行为，也成为许多家庭教育的现实。据1995年进行的“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中国国民的价值观与其它国家明显不同。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和尊重别人；而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对责任感、宽容和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等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它国家。只有略多于50%的人认为教育孩子讲究礼貌是重要的；只有30%强的家长重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处于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位置；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10%[5]。表明文明礼貌的养成在今天中国家庭中处于相当次要的位置，素以重视道德、礼貌、人伦关系著称的中国传统文明，经过长期的流失和演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教育公平问题凸显

如果说在80年代之前，中国比较突出的教育不公是由于强调阶级斗争，实行名为“阶级路线”的歧视性政策，剥夺和侵害了许多“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女的教育权利；那么当今中国的教育不公，主要源于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但90年代以来，伴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教育介入市场化的过程，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因，教育公平问题日趋尖锐。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教育费用大幅上涨，导致大量农村学生辍学，造成校园中庞大的“贫困生”阶层。由于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对优秀中学的竞争演变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而社会腐败现象向教育界的侵蚀蔓延，致使高考舞弊、假文凭泛滥、学术腐败等问题逐渐严重。

因而，当前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是导致教育不公的制度性原因。例如，由于城乡差距，农村学生在接受基础教育上已经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如果高考制度存在政策性偏差，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近年来，社会反映强烈的不同省市学生、城乡学生高等学校入学机会不均等，是存在某种制度性缺陷的突出例证。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因此出现各地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了地区和城乡之间原本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例如1999年高校录取分数线，湖南、湖北等地比北京高约一百分左右。这一问题在中专的录取中同样十分突出。1998年，太原市中专录取分数线，城区学生为376分，农村学生按不同区划分别为532分、529分，最大差距达156分，引起强烈不满[6]。

这一招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公共政策以“中央”、“国家”的利益为中心，较少考虑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城市优先”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保护城市人的利益，例如过去的粮油供应政策、就业、医疗、住房、劳保等各项社会福利。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尤其是过去免费的高等教育，也具有一种社会福利的性质，因而也长期暗含着这种“城市优先”的价值。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变迁中，这一政策显然已经失去了现实合理性。

这种城市取向同时存在于考试内容和考试科目上。目前的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标准，主要是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订的，这对于教育资源极为匮乏的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又是一种实质上的不公。多项调查表明，教学难度过高、难以胜任是导致农村学生流失辍学居第二位的重要原因，仅次于经济负担。近来有在高考科目中增加英语口语和计算器水平测试的建议，这一设想如若实行，无疑将使更多的农村和边远地区学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以上种种，提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的特殊性。我们沉重的教育之体仍是前现代的，尚未摆脱苏联的集权和计划模式；我们的生存环境却已经进入了“后现代”，进入所谓视听的时代、大众媒体的时代、计算机和网络的时代。而我们的教育“软件”？?教育价值、教育思想等等，既有专制主义、官本位、因循守旧、论资排辈等科举时代的遗留，又有集中划一、平均主义、教条主义等苏式体制文化的弊端。面对不同文明的冲突挤压，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既需要创新和追赶，更需要补课和重温。教育、文化的改善和提升，恐怕并没有甚么“跨跃式发展”的快捷方式，只能一点一滴地去改进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欠课欠帐都必须一一补上。当前，亟待补上的恐怕是半个世纪之前由五四知识分子激活而尚未完成的启蒙，使诸如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儿童中心、教育民主这样的现代教育ABC重新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识。同时，要通过制度创新，通过管理权力的分散和下放，开放和解放教育，在教育多元化、社会化、地方化的格局中，重建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使教育重新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精神源泉，成为提升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文明灯塔，成为社会充满活力的创造性中心。

共2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