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民主性和公正性(1)

90年代，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教育的规模急剧扩大，制订了迅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造就世界一流大学之类雄心勃勃的国家目标。与此同时，在教育的目标和手段之间、教育的规模与品质之间、教育重心和价值的平衡等方面的问题开始凸显。其中既有外部的，也有教育自身的；既有体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固有弊端，也呈现一些新的动因。

现代教育始终有相辅相成的两翼。教育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具有振兴经济、发展科技之类强烈的国家功利价值；同时，教育作为“人”的养成，又具有人伦教化、文化传递、社会整合等非功利价值，它主要是通过文科教育实现的。以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科学技术为目标的新中国教育，始终面临一种考验：能否在发展科技教育、专门教育、精英教育的同时，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这两种价值的冲突在新的世纪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因而，在我看来，当前中国教育真正重要的任务，是在普及和扩大教育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和文化更新，促进教育制度的开放和多元化，提升和改善教育的内在品质，恢复教育的人文性和民主性，保持教育的公正性，从而真正建立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教育的“现代性”。

学校教育中人文价值的流失

80年代国内文化讨论的热点之一，是关于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这一讨论并没有过时，今天看来，其现实性可能比当时更为强烈。如果不拘泥于学理和术语，从社会生活的现实来看，说当今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中，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已经占压倒性地位，大致是不错的。自50年代教育被纳入高度专门化、技术化的轨道，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早已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缺乏人文内涵的科技教育，导致社会的价值感、道德感的普遍降低，许多专业人员知识结构片面偏狭，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问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重视，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教育、文物保护、道德风尚等方面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的偏狭的教育所收获的冷酷回报。当今各级管理层中工程和科技专家一统天下，综合性大学的校长均为理科出身，都是历史上未有的。自然，这种种表现，与其说是科学主义，不如说是技术主义、工具主义更为恰当。

与西方科学主义的兴起对人文主义的挤压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非人文化”有其特殊的历史路径。由于近代中国险恶的生存环境，舶来的西学在发展之初就被视为自强图存的“救国”之用，乃至救国之“急用”。清末的新学主要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早期的大学从洋务运动中培养实用人才的外语学堂、武备学堂发展而来，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背景。1949年之后，在冷战格局下，以迅速实现工业化、赶超西方国家为目标，这一历史情境重新呈现出来。新中国教育的重建以苏联模式为楷模，以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科技门类为主，出现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工程技术教育轻文科教育、重专门教育轻普通教育的明显价值偏斜，奠定了“重理轻文”的格局和精英主义的发展路线。新中国在50、60年代迅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高等教育系统，而面向全体儿童的《义务教育法》却迟至1986年才颁布。工程技术教育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文科为代价的。1949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33.1%，至1953年院系调整后，下降为14.9%。1962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6.8%[1]，这在世界高等教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比例通常在20-50%之间）。

当时对文科教育的削弱和贬损，不仅出于对经济功利的片面强调，也出于对它“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否定。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等许多学科、课程在院系调整中被取消。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将教育视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文革中教育则被明确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80年代，新的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一种很有限的进步。教育仍然处于一种从属、依附的状态，仍然被国家垄断和统制，被赋予极强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教育在社会中的主体性、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仍然无从建立。在经济至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炽烈气氛中，在文件中被确定为“战略地位”的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却只是“略占地位”，90年代，甚至出现了教育投资逐年下降的反常现象[2]。

在强调经济建设的时代，虽然教育高度政治化的面貌已大为改变，但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对中小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成人中进行不说脏话、不随地吐痰的基础文明教育的倒错仍是普遍现象。长期以来，理工科院校的文科课程仅仅是三门政治理论课[3]，与以陶冶人格、开阔视野、传承文化等为旨的广博的文科教育精神相异甚远。近年来，教育内容虽由政治理论扩大为德育范畴，但仍狭窄单薄。由于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资源中断已久，大一统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正在降低，学校教育人文内涵流失、教化作用不断衰微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世纪之交，伴随高新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急切追赶、以在技术层面上与西方国家较量的历史情境再一次呈现。主流话语中弥漫着强烈的科学崇拜，将科学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科教兴国”成为新的流行口号（有人指出这一口号将科技置于教育之前潜含的价值偏斜）。无论中小学的创新教育，还是重点大学向世界一流水平的追赶，重心都在科技。在各级教育中，对英语、计算器等工具性技能的片面强调和倚重，是文化价值失衡的新表现，英语能力几乎成为衡量学问的最高和最终标准，而中文水准反而无关紧要。与此同时，无论对核技术、克隆技术还是转基因食品，社会舆论往往一片喝采之声，科技知识分子几无必要的警惕和忧患。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青藏铁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项目则继续强化着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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