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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背离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强烈的竞争性和筛选功能，用层层考试的办法，选拔出一小批"优胜者"，从而使绝大多数学生成为教育的失败者，打击和挫伤他们的自尊心、进取心，乃至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机。
在炽烈的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于追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的需要，致使我国中小学课程的深度、难度已成各国之最，高于发达国家一二个年级。由于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知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厌学情绪严重，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是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4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80%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厌学的达30%，有的地区高达60%.5与严格的考试训练相适应，目前学校教育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考试水准，却不利于创造性的培养。同时，它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属性，导致教育的人文内涵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重视人伦教化、道德养成的特点。
中国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是发人深省和耐人寻味的。
造成8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原因可能很多，如十年教育中断造成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调、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独生子女家庭极高的教育期望等等。
值得认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丧失了对传统教育必要的警惕。在70年代末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和重建教育之时，我们在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是更好的这一问题上，似乎未及深入地探讨，未能建立起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思维。对文革和"教育革命"灾难的深恶痛绝，怀旧情绪的严重反弹，使教育的恢复重建又回到了五六十年代。这是教育界与经济界等其他领域很大的不同之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之声几乎销声匿迹。
比较一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传统教育的不同处境，便可理解它在80年代的复活。在本世纪上半叶，对传统教育的改造，不仅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同时有世界范围强劲的教育革新运动的洗礼。多元文化的新格局对旧传统的消解、替代，活跃的民间教育组织成为当时推进新教育的主力，陶行知等一大批教育改革家身体力行的改革实践，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更新着人们的教育主张。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基本是在那时生长和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主要来自毛泽东个人的压力。时至80年代，这两种制衡的力量都不复存在。而教育界的主流是重建和恢复秩序，但在此过程中，并未能站在更高的历史制高点上，引入更为现代的新的教育文化资源。于是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屡受批判、冲击的那些弊端逐渐畅行无阻，加之70年代末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教育热情突然释放和巨大的升学压力，传统教育于是得以复活，并酿成"应试教育"之大观。
四、结论和反思
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传统与现代不断冲突、摩擦、融和、演化的过程。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消长沉浮、冲突融合、发展变异，不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和控制，实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不会如"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那么简单明快。中国传统教育的命运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但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与批判仍然是我们必要的出发点。世纪末回首，我们的处境是很奇特的。我们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三种文化形态的挤压之中。我们对传统的批判不可谓不激进，但陈旧的传统仍然附在新社会的体中；我们开始检省文化激进主义，难道这意味着应当放弃对旧传统的抵制和批判？
在经历了20世纪的大起大落之后，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也许可以抱着更为平和、宽厚的心态。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教育作为古代文明的成果，它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上固然有一些仍有认识价值、能够与现代社会兼容的内容；但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它在整体上已经过时。它以造就少数统治社会的文化精英--士大夫为目的；以知识的继承和传递为主、以既往文化和道德教化为最高价值；与之相应的，是崇尚书本、崇尚先人的思维模式和以记忆、模仿为主的学习方法。所有这些，与现代教育培养合格公民的基本宗旨，及发展个性，学会学习，学会创造的价值是格格不入的。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进一步显示了现代社会对教育的创造性、适应性更高的要求。
传统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复活，使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巨大力量--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中。它提醒我们，未经更新转换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有着1300余年历史、根深蒂固的科举教育的传统并不会自动消退。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必须补上的一课和不容忽视的现实任务。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等弊端非中国独有，同为儒教文化圈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有类似的严重问题，并通过各种措施纠正这些弊端，改善了教育品质。这一事实告诉我们，陈旧的教育传统不但是应该改变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
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化中，制度变革与思想观念的变革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一种文化传统是以一个强大的制度为基本框架和载体的，教育制度不转换，思想观念的变革往往难以落实，例如当前的"应试教育".思想观念变革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动员和观念更新既是制度变革的前提和条件；在制度变革出现之后，它又承担着巩固这一制度的使命，以免"新瓶装旧酒".思想观念的转换，所谓教育"软件"的变革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要有可与旧文化相抗衡的新的思想文化资源，所谓立新才能破旧。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我们的建树相比破除似乎要少得多，这固然有特殊的历史境遇，但不能不说是新教育较难生根的一个具体原因。
在当前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启动现代思想文化的资源，仍然是一种现实的需要。20世纪世界范围内教育科学的进步、教育观念和教育教学的革新都是极具革命性的，更新了大工业时代形成的教育面貌，并正在构建着信息时代新的教育。我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但这一学习、借鉴的过程后来中断了很久，一些缺失的环节其实还没有真正补上。我们仍然需要以开放、自由的心态吸收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与世界文明接轨，从而能够站在20世纪末现代教育的高度上，促进传统教育的更新转化，在两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形成现代中国新的教育文化。
显然，除了批判和破除，对传统教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但十分重要，而且更为困难。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习性和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会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通过对其内在价值的现代转化，使之成为构建民族新文化的资源，实现现代文化的本土化，不仅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新文化建设，而且可以适当地满足文化的继承性、连续性特征，满足社会成员的文化归属感、和稳定感。
对儒家道德教育的转化，可能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封建时代的主体价值虽然早已陈旧过时，但其中许多表达--例如仁爱、礼义、忠信、孝悌，以及中庸、平和、天人合一之类的价值和态度--因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生活哲学和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应当可以经过转化而承继下来，使之与现代生活兼容，尤其是作为基础文明的培养和道德教化之用。张岱年先生就认为，五四运动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五常"（仁、义、礼、智、信）一起加以反对，则大可商榷。因为五常具有超越时代、阶级的普遍的道德价值。6在这方面，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在教育多元化、现代化的格局中恢复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的传统，弘扬"学在民间"的自由研究的书院精神，难道不都是建设一个面向未来的学习化社会、教育社会的应有之义吗？
总而言之，追求现代，重视传统，让反传统也成为我们的传统之一，也许是一种更为恰当的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之一，是为我们民族的思维注入了强劲的批判性，从而使反传统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因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两种传统--古老的儒家传统和晚近的五四传统。我同意这种认识：对于文化的发展和创造，强大的传统是可贵的，给我们可以归依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反传统也是不可缺少的，给我们批判和创新的力量。"关键在于，无论对于几千年的传统，还是对传统的批判，都不能让其中断。我们应以开放的心灵来容纳它、综合它，让传统的批判成为我们伟大传统的一部分。"7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也应当如是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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