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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运作系统中的课程咨询机制(1)(2)

2017-10-04 03:35
导读:(四)有利于保障课程决策的现代性 在公共决策领域,咨询有利于保障决策的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决策咨询要以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为基础

(四)有利于保障课程决策的现代性

 

在公共决策领域,咨询有利于保障决策的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决策咨询要以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为基础。人类通过长期社会实践,已经掌握和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形成了知识体系,主要包括感性和经验知识、科学知识以及哲学知识。但是,现代社会实践越来越丰富,空间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时间变化越来越快,层次结构越来越复杂,效果和影响越来越深远。特别是以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的到来,给人类的实践活动带来了全新的观念。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及整个人类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知识,采取现代化研究手段,增大咨询的科技含量,能够研究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复杂性问题,实现决策的现代化。”1](22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性工程,其决策过程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许多专业的咨询机构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分析工具以及大规模的信息资源库。在课程决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这些咨询机构的作用能够保证决策的现代性。目前我国在课程咨询过程中,仍然停留在经验阶段,还没有相对独立的课程咨询中介机构。今后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化,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咨询机制,增加咨询的技术含量,强化咨询的专业特性,在课程咨询过程中,注重运用电子计算机、缩微胶片、表盘和全息图片、数据库等强有力的工具,充分体现课程决策咨询的现代性。

 

三、课程咨询的运用方式

 

第一,问题界定。不管是授权性的课程咨询还是创意性的课程咨询,首先是从问题开始。在咨询的过程中,需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价值,在分析的基础上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明晰问题的结构,澄清各种影响因素,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二,收集信息。课程咨询的目的之一是为课程决策提供预测,信息的准确性与全面性至关重要,所以在课程咨询的过程中收集信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目前我国的课程改革过程中也比较重视信息收集,在改革方案出台前后我们都通过问卷调查、调研、评估等手段,了解各方人士对课程改革的态度和意见。为了推进课程改革,专门成立“基础教育课程标准评价研究”项目组,负责调研方案的设计,在调研工作中与各标准组、大学中心和有关实验区保持经常性联系、沟通信息并获取调研资料,在此基础上汇总、分析,向各标准组提供反馈意见和建议,向教育部提交调研总报告。这些举措确实为课程决策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目前大家对课程改革的高度心理认同,可以说和我们咨询过程中广泛的意见征集密不可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方法,还稍显简单,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在许多发达国家信息收集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比如,特尔斐法、环境预测法、头脑风暴法。其中兰德公司创立的特尔斐法在咨询过程中运用比较广泛。特尔菲法是采用匿名通信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形式,向与所预测问题有关领域的专家分别提出问题,使专家们在互不知晓、彼此隔离的情况下交换意见,而后将他们回答的意见综合、整理、归纳、匿名反馈给各个专家,再次征求意见,然后再加以综合反馈,这样经过多次反复循环、技术处理,最后得到一个比较一致且可靠性较大的预测结果。特尔菲法的具体工作程序是设计意见征询表;确定专家名单,组成专家调查小组;在预测小组的领导下,发出和收回意见征询表;统计结果分析。2](546—548这套方法因为有比较规范的程式,在信息收集的过程中能够更客观、准确地反映问题,因此比较受咨询者青睐。

 

第三,方案设计和论证。这是课程咨询比较重要的一个任务,课程咨询作为课程决策的辅助手段,在方案设计和论证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制定,就充分发挥了课程咨询的这种功能,《纲要》的出台是在教育部党组的直接领导下,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负责同志及有关的课程专家学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经验总结、专题研讨、比较研究、文献研究、社会咨询等方式,经过达一年多的努力形成草稿,并经反复推敲修改,由教育部领导亲自审定,报经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咨询者直接向决策者提供知识、技术的支持以及具体的决策建议。这一过程有助于估计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论证客观性及供需关系,确定选择的条件和策略,核算成本与效益,明确执行决策时的行政责任等,从而使出台的方案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第四,参与政策评估并反馈信息。课程咨询不是一次性的工作,随着课程决策的出台,咨询机构还有责任对决策效果进行跟踪监测,并进行评估决策,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反馈调整。这样有助于决策者知道如何最佳地执行当前及今后的决策,保证决策质量。目前我们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已经开始关注这一环节,配合课程改革,我们于2002年建立了教育部义务教育监测系统,当然目前该系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县初中生辍学情况监测、县学校公用经费现状监测、县中小学生变动情况监测等方面。但是随着该系统的不断完善,我们觉得它应该逐步担负起课程决策执行情况的监测工作,及时为咨询机构提供信息,成为课程咨询有力的工具。

 

四、完善我国课程咨询机制的策略

 

第一,强化课程咨询意识。课程咨询作为课程决策的辅助性环节,是避免决策失误的有效措施和手段。这就要求课程咨询要有批判和质疑的特性,它要对课程决策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甚至决策立论基础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和建议,而且课程咨询作为课程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常规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后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课程咨询意识,使咨询真正在课程决策过程中发挥参谋职能。

 

第二,健全课程咨询制度。课程咨询涉及面广、业务性强、效用较大,这就要求课程咨询机构必须得到政府的授权与认可,即通过立法或制度化的形式保证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样它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目前在公共政策咨询领域,已经有学者提出这方面的呼吁。他们建议“把咨询纳入决策的正常程序,要求重大决策实行先咨询、后决策,重大建设项目实行先研究、后审批,重大投资项目实行先论证、后投资,重大合资项目先评估、后确认等,确立公共决策咨询的法律地位,明确决策者与咨询者的义务、责任和利益,保护知识产权,真正落实行政论辩制度。建立咨询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认定注册登记制度、信息服务和咨询业统计报告制度、咨询成果评估及奖励制度,制定独立咨询机构财税优惠办法、外商投资项目的咨询和代理办法等,为公共决策咨询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2](23课程咨询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同样迫切需要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化予以保证,这样才能使课程咨询走向一个良性化的发展道路。

 

第三,完善课程咨询机构。我国课程咨询机构通常包括三种类型:官办的咨询机构、半官方的咨询机构以及民间的咨询机构,从形式上而言,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咨询机构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的课程咨询还处在起步与探索阶段,各种类型咨询机构的职能、权限定位还不是非常明确。我国目前官办的课程咨询机构是决策咨询的主要力量,目前已基本上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的庞大体系。在这次课程改革过程中,它们确实为课程决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权威性不够高,它们之间的协调合作有待加强;职能发挥不全,或者是从事比较抽象的理论研究,往往局限于搞一些“论证式”的咨询。4半官方的咨询机构主要是指由政府拨款或通过接受政府资助来研究政策问题。在我国,半官方的决策咨询机构主要包括部分高校成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以及一些学术委员会。当前这类咨询机构在我国的课程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研究成果受到政府机构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这类咨询机构过分重视理论研究,而对于现实的需求状况了解不够,在提供的方案和建议方面理想化色彩比较浓,而现实针对性不够。至于民办的课程咨询机构,在我国目前发展比较缓慢,至今还没有出现类似“美国兰德公司”一样的课程咨询机构,根据我们对国外咨询机构的考察,正是这类咨询机构因其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在咨询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影响作用,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培育“中国的兰德公司”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四,改进课程咨询途径。决策咨询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探讨,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看数字,闭门造车,而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断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同时,应引进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咨询技术和手段。在发达国家,咨询业是一个知识密集、技术手段更新快、发展速度迅猛的行业,其先进的理念和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国外的教育决策咨询,咨询者通过调查研究以及对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预测,为决策者提供未来教育发展的信息和分析报告,及早发现未被决策者认识的问题,考虑决策者没来得及思考或未仔细思考的问题,向决策者提出建议,以供决策者甄别问题,准确地确定决策目标。咨询者还根据决策者的目的和要求,提供经过科学分析和可行性论证的若干方案,并且提供非本咨询机构对方案的评估审定意见,以便使决策者收到兼听则明的效果。在决策开始执行后,咨询者还可协助决策者设计和调整教育决策实施的具体行动计划,客观、适时地进行反馈,遇到意外情况,及时拿出应变或备用方案,以便决策者果断、及时地予以矫正”。5在课程咨询的过程中,除了以上的途径以外,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拓宽咨询的范围,建立专家咨询、民众咨询和雇主咨询等多种咨询形式,力求保证课程咨询的权威性、民主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1]曹益民.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咨询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1,(1):21—23.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廖哲勋,田慧生.课程新论[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475.

 

[4]包兴荣.决策科学化与中国公共决策咨询系统的建设和完善[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4,(1):9—12.

 

[5]肖远军.论教育行政决策咨询[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4):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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