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运作系统中的课程咨询机制(1)

摘要：课程咨询机制的建立是课程运作正常化的逻辑起点，它按照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帮助决策者预测、分析有关情况，优化决策目标，拟制决策各种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以防止或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决策失误，为课程决策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我们在分析课程咨询机制的功能、运作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课程咨询机制的策略与建议。

关键词：课程运作；课程咨询；课程咨询机制

一、为什么咨询

现代咨询制度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主要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开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设立咨询机构、引入咨询制度，以保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咨询制度逐渐开始在各个领域运用，非官方咨询机构的地位开始得到认可，涌现出一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咨询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度过一段停滞期的欧洲国家开始迎头赶上，现在的欧洲决策咨询业形成了以英、法、德为中心的格局，开始与美、日三分天下。

当前随着社会的转型，公共决策越来越具有民主化、科学化的特征，它要求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迅速、准确地作出应对，因此建立咨询机制就成了各个国家的必然选择。课程领域也不例外，目前许多国家，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咨询已经成为一项制度。

通过对一些国家的课程咨询机构的了解，我们发现，虽然课程开发的行为最终落实在政府层面，但是在课程开发过程中，不同国家的一致的选择，就是通过尽可能地向不同群体进行咨询，让各种利益群体参与到课程开发过程之中，为课程改革出谋划策。当然由于各国的教育行政体制不一样，咨询机构的主体和职责权限也不尽相同。概括而言，课程咨询方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其一，由国家专设的一些咨询机构负责，负责咨询，为课程决策提供建议，如法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其二，依托一些专业的咨询组织，收集信息，辅助政策决定，如德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其三，吸纳一线教师参与咨询和课程决策，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家；其四，听取父母和社区的意见，如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其五，让股东及工商界人士对课改发表意见，如斐济、印度、美国等国家。

1978年以来，我国的决策咨询开始发展起来，目前已经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规模化轨道。就我国目前的课程咨询机构而言，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国家专设的一些研究机构。例如，以往承担课程咨询的机构主要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央教科所，以及省市的教科所、基教处、督导室、教研中心等等。在这次课程改革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加大咨询力度，教育部设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作为国家级课程改革的常设组织机构，并组成由课程专家、学科专家、教育专家以及教育实践工作者共同参加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为课程改革的国家决策提供研究咨询意见，负责新课程体系的研究和新课程实验的指导。其二，高校以及地方研究院。以往这类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专家、学者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间接的指导。在这次课程改革过程中，国家进一步赋予这些机构课程咨询的权力。例如，教育部在部分师范大学建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承担国家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委托的课程改革任务，开展课程改革的研究和实验，进行课程研究人员及实验教师的培训，提供课程研究信息和咨询服务。目前，这类机构已经达到18个，他们在推进地方课改试验，修订国家课程改革方案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其三，各类学术团体，例如中国教育学会及其下属的课程论专业委员会以及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等，为推进课程改革，作为一个专业团体，他们利用自己的理论特长，从不同层面，提供建议，出谋划策。就我国目前的课程咨询而言，虽然比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课程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课改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修订意见，那将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为了保障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咨询机制，发挥课程咨询的功能。

二、课程咨询的功能

（一）有利于促进课程决策的民主化

“社会逐步信息化，人民群众对重大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咨询的过程，就是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宣传民主的过程。决策咨询机构的重要职责是为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服务。”^{［1］（21）}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凸显学生的个体价值。在这种定位之下，课程决策更多地开始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这次课程改革的蓝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出台，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先后历经了27稿的修订，仅2000年就举行了上百次的研讨会。在此基础上，200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布了《纲要》的征求意见稿，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并召开了有多方面专业人士参加的咨询会议。这次课程改革之所以得到各阶层人士的高度心理认同，就充分体现了课程决策的功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的课程咨询已经完美无瑕了，我认为至少还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当前的课程咨询缺乏一个透明的反馈与公开机制。我们在课程决策的过程中已经有咨询的意识，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民众意见，尤其是第一线教师的意见是否被充分反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在课程决策之中。其二，当前的课程咨询缺乏一个制度化的程式。课程咨询应该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偶然为之，可有可无的点缀。完善课程咨询制度，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只有这样，课程咨询才能真正促进课程决策的民主化。

（二）有利于加强课程决策的科学性

在现代的课程决策过程中“完全理性”的决策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在政府的授权下，仅仅依靠某些人或某个机构进行决策虽然可以保证其权威性，却不一定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真实的需要，现代决策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决策的过程中，必须有课程专家参与咨询，专家团体所具备的知识基础和理论素养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合理、科学的建议。目前西方国家的“思想库”与“智囊团”正是这一需求的产物。有学者称“思想库是现代国家决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思想库卓有成效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就会在公共政策上束手无策。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决定着美国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思想库已成为现代公共决策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思想库的成熟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公共决策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2］（87）}“思想库”的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利用集体智慧，研究公共政策问题，为决策者提供最优的理论指导、政策措施和解决方案，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思想库”“智囊团”参与公共决策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途径。譬如，仅在美国形形色色的“思想库”就有1600多家，其中起影响作用的大致有300多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库”当数“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中介机构，有理事近30人，其中1/3为政府官员，1/3为企业界人士，1/3为本公司成员。人数虽少，但是因其拥有先进的理论与技术，近些年在美国公共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课程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系统工程。运用咨询顾问方法进行课程管理，能够发挥各学科人才优化组合的“思想库”的智能优势，为管理决策提交可供选择的多种设计方案，使管理决策更趋科学合理；能够发挥咨询顾问专家独立研究、客观诊断的长处，管理者可以听到各种意见和建议，特别是相反的意见，使管理者能够发现课程实施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及时采取调控改进措施，保证课程实施的正常运行”。^［3］

（三）有利于增加课程决策的可行性

在课程决策过程中，由于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咨询，专家、学者运用知识和智慧为决策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而且通过其研究与实践活动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使课程政策较快地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同。此外，专家、学者的独立地位，使其能够客观地审视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冲突，进而通过其影响，使决策者有意识地、合理地进行决策序列设计和安排，求同存异，谋求共识。再次，决策咨询机构还可以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对发展趋势作出进一步的科学预测，研究相应的应变保障措施，提出修改、变更决策的建议，从而增进教育行政决策执行的效力。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方法、管理策略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变革，作为这么一项庞大的工程，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争议和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在课程决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课程咨询的功能，慎重地对待改革中的不同声音，理性地作出决策，只有这样课程改革才可能在其预定的轨道上顺利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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