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回顾与期望——基(3)

      三、思考与政策期望

    (一)政策思考

      1.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存在一定理性缺失。就理性分析模式而言，它的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的，对决策信息有充分把握，而且对决策所带来后果及影响有充分认识，对收益与代价有科学评估。然而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过程很难说是理性的结果，即便政府政策是依据其理性判断而采取的或调整的，但其后果未必是这种理性的直接结果。那种由问题确认、目标设定、方案评估和最后决策式的历时性步骤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变革时期难以得到按部就班的使用。我国高水平建设政策很多情况表现为少数人的经验决策，有钦点重点大学之嫌。近些年来，尽管我国高等政策制定采用了某些新兴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但与科学决策还相差甚远，相当多的决策者仍然习惯个人说了算，领导意志明显。决策程序也欠规范，理性决策所要求的包括从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结果预测、方案比较择优到最终评价等一系列环节没有到位。

      我国的政策研究也相对滞后，许多研究者缺乏科学决策的训练，学术成果往往在政策和文件发布之后批量出现;而不能像真正的学术研究那样在政策和文件之前出现并影响政策，或者在政策之后出现去评价、批判政策，促使下一次政策的重新调整。即使偶有真知灼见，也很难通达到教育决策人那里。所以，在我们的教育框架中，对教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往往是家，是决策层。在这点，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表现得颇为明显。

    2.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缺乏政治互动和参与。就渐进模式而言，多元决策和精英决策都是由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和要求，其前提是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而在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人到政策中去的。因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呈现出一种“内输人”的特点。“内输人”概念最初来自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内输人”是指在社会没有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由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其特征表现为权力精英之间的政治折中，而不是多元决策的社会互动。“211工程”、“985工程”议程启动的主要推动力是高层领导人对政策问题的认识。这是“内输人”的起点。广大的普通高校和民众要求未得到及时的反映。

    (二)政策期望

    作为寻求改善决策过程的种种理论和模式的延伸线上的两端，理性模式和渐进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既相反又相辅相成。它们共同点是都强调决策需十分慎重，决策应尽可能占有必需的信息，作出决策之前应明确可能出现的后果以减少失误;此外，它们都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有鉴于此，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应作相应的政策调整。

    1.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是决策的依据。传统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主要是效率取向的，但对更为平等的教育机会的追求，在未来几十年中将重新成为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这是出于的也是出于社会的和更广泛的政治的考虑的结果。虽然人是“经济人”，但也是“社会人”，他们不仅会从和收益角度考虑问题，而且还会从整体和大局进行判断。如果他们认为某项政策从总体上看是合情合理的，是照顾大局的，那么即使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他们往往也能顾全大局，从长远考虑，接受和服从该项政策。高水平大学建设牵涉巨额资金，各高校、学科如何划分，才能取得公平和效率的共赢，这是政策首先应考虑的。

    2.加强科学理性研究。从我国50多年来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看，决策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缺乏可行性的论证，表现多为经验型决策。为此我们要加强理性建设，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加强高水平大学政策研究是增强理性的重要一环，要使研究与决策有机结合，一方面的理论建设有赖于多元研究方法的运用，提倡理性和渐进互补，定性和定量结合;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可理解性也相当重要，这关系到高等教育研究能否很好地扮演“决策咨询”的角色。决策者往往希望专家学者能转变话语方式，用可理解的表述参与决策过程。

    3.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证，在没有制度的约束下，个体理性容易导致集体的困境。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是政策分析和规划中存在的有代表性的问题。教育决策与一定的行动总是相联系的，而行动就会付出一定代价，教育代价与教育决策是相伴而生的。要将这种人为的代价控制在最低程度只能依赖于决策的科学性。随着科学的发展，很多曾经是模糊未知的事物变得相对清晰，对有些事物我们已经有较全备信息，对另一些事物也可以用概率去把握。因而，决策的理性行为在合理制度的保障下完全可以将损失性代价控制在较小程度。

    4.重视多元参与，提倡科学民主决策。任何一个人甚至一个团体的知识、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仅靠自身力量应对决策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必然表现出决策主体的局限性。我国由于观念和制度的局限，对于吸收外部力量参与决策从思想认识到实际运作都远远没有到位，决策的内部性特征十分明显。个人决策、少数人决策、体系内封闭式决策依然存在，直接影响着决策的质量和效果。高水平大学建设政策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一旦实施，如果出现决策失误，短时间内难以更改，将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因此更需要理性决策。这就要求在决策过程中，通过充分吸收不同意见和观点，使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决策内容顺乎民心，减少盲目和失误，使实施更加顺利。征求不同人群意见，让公众广泛参与，是近年来推动我国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举措。这种民主参与、多元互动的体制与机制对我国高水平建设政策无疑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