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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高教收费政策模型的优化——基于混合

2017-11-03 03:14
导读:教育论文毕业论文,浅论我国高教收费政策模型的优化——基于混合在线阅读,教你怎么写,格式什么样,科教论文网提供各种参考范例:     〔关键词〕收费 理性决策 渐进决

    〔关键词〕收费 理性决策 渐进决策 混合扫描

    [论文摘要]混合扫描将两种根源性决策模式一理性决策与渐进决策互补,因而可以运用其研究我国高教收费政策,以求决策模式的优化。研究表明,我国高教收费政策基于理性,符合“人,行为特征,但也显示理性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收费立法制度体系薄弱、核算缺乏合理标准等层面;我国高教收费政策也具有渐进的特征,但渐进决策所要求的多元、参与听证等机制尚不健全。建议加强高教收费的立法建设及成本的理性核算,从健全价格听证等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加强资助,落实公平,以推进我国高教大众化顺利进行。

    一、我国高教收费政策混合扫描分析模型的引进

    理性模式与渐进模式是政策分析中两种最主要、最基本的模式。理性决策受传统自由经济理论中理性“经济大,假设的影响,认为个人在作出决策时有着充分完备的理性,能够掌握决策所需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从而能选择最优方案,获得最大利益。但西蒙认为,这种绝对而全面的理性决策方法只有在理论上或等狭小的范围内存在,而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到简单的线性关系,人们在决策中所依赖的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介于其中的有限理性,决策的目标不能以“最优”为标准,而应该以“满意”或“次优”为准则。虽然有限理性更能够真实地反映决策过程,并突出了非理性因素在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性,但它也没有跳出理性主义模式所陷人的割裂目的—手段联系的案臼。而割裂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互动而进行的方案选择,便隐含着偏离目标的可能性。渐进决策模式是直接针对传统理性决策模式的缺陷,根据实际政策制定的特点,从“决策实际上如何做”而不是“应如何做”的角度出发建立的一套极有特色的政策制定模式。林德布洛姆在批判全面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渐进决策模式,认为政策制定只能依据以往的经验实现渐进变迁,在现有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局部范围内的调适,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要。渐进的改革把可能出现的错误限制在能够控制调整的范围内,一方面避免决策层内部的紧张与冲突,以及过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在上安抚了各种利益群体和个人。渐进决策还倡导多元、民主决策机制,具有积极意义。但渐进决策模型也有明显局限性:首先,按照渐进主义途径取得的政策,必然只是反映最有权势的团体的利益,弱势群体和组织涣散的团体的要求可能得不到体现;其次,渐进主义忽视基本的创新,只关注短期目标,寻求的只是同以往政策有区别的政策;再就是渐进主义倾向于保守,比较适合于变动节奏较慢的社会,而当今社会环境变化往往又是比较大的,这就导致援引旧例的失败。

    为了克服理性分析和渐进分析的各自局限,阿米泰.埃特佐尼综合两种模型的实用价值,针对现实情况提出了政策混合扫描分析模型。混合扫描模型在概念上希冀截取理性模型的政策视野,以充分考虑政策选择、激发政策创意并深人政策杨L;问题;同时截取渐进决策模型的政策弱点,把政策关注力集中在经过选择的政策方案及其评估上,形成政策焦点,以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决策方式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弊病,例如长官意志、急躁冒进,以及极左思想的影响等等,因此在高级领域综合运用这两种模式更具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我国高教收费政策是在高教迅速发展、已无力全部负担的情况下施行的重要举措,此举筹集了高教发展的部分经费,促进了我国高教发展。但学费上涨过快又带来了系列问题,有的已影响到社会稳定,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运用混合扫描模型探讨我国高教收费政策,并探求理性与渐进两种政策模式进行互补的可能性,将加深人们对我国高教收费政策的认识,从而优化决策模式。

      二、混合扫描路径:理性决策及渐进决策的分析比较

    (一)收费的初衷基于理性决策

    1.收费理论验证“经济人’假设

    理性决策认为决策者是“经济大,,其行为目的是追求最大利益,从这个层面说,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成本分担理论都为高教收费提供了很好的依据。人力资本理论是符合经济人的成本一收益假设的,它认为教育程度越高收人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低收人水平也越低。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可以划分为三类: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包括,就属于准公共产品。成本分担理论则发韧于对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认识,本着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视高等教育成本来自四大块:政府、纳税人,家长,学生,个人或机构捐助者。

    2.国家和高校举措符合经济人行为

      (1)弥补高教财政拨款的不足

    1990-2004年间,在我国全口径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已从85.6%下降到61.7%,占GDP的比例为2.79%,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以此来支撑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受教育群,真是很难。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六急值的比例,到上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实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 2003年才占到3.41 %,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高等教育和生均经费此消彼涨,基础教育生均经费由1998年的2229元增加到2004年的3932元,而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则由2000年的7309元连续下降到2004年的5789元。即使到2020年,我国公共财政仍将面临着支撑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和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艰巨任务。高教收费算是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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