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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观认为,句子是最小的意义单位,但在言语行为理论看来,一个没有具体语境的句子只是结构完整的表达,只能体现人们对语法规则的正确使用,不能确定其意义。在人们的实际交际中,使用的目的是以言行事(dothingswithwords),因此,只有言语行为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哈蒂姆和梅森(Hatim&Mason,2001)指出:“言语行为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于,通过把意想的或已经成就的行为的观念结合到话语的意义中去,我们实际上是在调整翻译对等判断的标准;对等不但要体现在命题内容上,还要体现在施为性语力方面。”也就是说,翻译时我们不仅要重视语义问题,更要重视语言的语用问题。言语行为在不同的语言和中表现形式是有差别的,在翻译教学中我们就要引导学生注意这种差别。首先,要在源语中识别出各种言语行为功能的语言形式,理解它们所表现的真正意图和含义;其次,在目的语中要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出这种意图或含义。
这就需要在目的语中选择相对应的言语行为功能的表达形式,而不能一律照原文的概念意义直译。语法正确的翻译不一定是正确的翻译,准确的翻译应该能够体现原文的功能,传达原文的真正意图。例如:
(1)拿起笔来,写封家信吧,偶而撒个娇也无妨。
Let,s take up ourpensandwritetothemof-ten.Occasionallywemighteven talk tothem like spoiltchildren.
“拿起笔来”不宜译作takeupyourpens,这样的译法虽然句法正确,但却含有高人一等、发号施令的语气,与原文的施为性语力,即语用功能不一致。因此,在译文中译者要拉近和读者的关系,译为let’Stakeupourpens,从而达到和原文一致的语用效果。
(2)——给我倒杯水,少放点茶叶。
——把梳子给我,我想梳梳头。
——咱们没带鞋油,你上街跑一趟吧。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给我找双袜子,要天蓝色的那双。
“P—le—asegivemeacupofwater,withjustafew tealeaves.’’
“—Ple—ase passme the comb,1wantto do myhair.”
“W e forgotto bring along any shoe polish.goandbuyonetube?”
“—Ple—ase ifnd a pairofsocksfor me.1wantthesky—blue one.’’
上例是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对话,妻子深得丈夫的宠爱,大事、小事都由丈夫包办。在文化中,thankyou,please,excuseme等礼貌用语使用得很频繁,即便是亲人、熟人间也是不厌其烦地使用。中国人正相反,亲人、熟人间很少用“谢”、“请”等礼貌用语。翻译时要考虑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译人语中添加适当的礼貌用语,这样译文在译人语文化中更具生命力。
除口语语篇外,书面语篇也是一种言语行为,同样也会产生施为性语力。哈蒂姆和梅森认为(Hatim&Mason,2001):“尽管言语行为理论所探讨的对象是话语的口头表达形式,可是研究中所发现的现象显然同样适用于书面语语篇。……语篇的意义一经解码,若将此看作是在语篇作者与语篇接受者之间协调而至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独立于人类的加工活动之外的静态实体,那么我们相信,这种观点对于理解翻译工作、翻译教学以及评价译作至为关键。”在语篇翻译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在宏观上确定原文语篇的主导施为性语力,然后再正确判断语篇中各句的施为性语力。翻译时要协调好语篇的主导施为性语力和各句施为性语力之间的关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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