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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