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3)
2018-01-12 06:08
导读:三 在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不论是“文以载道”,还是“义理明道”,抑或是“训诂明道”,开始倡导其学术观念者都是针对学术中存在的积弊有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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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不论是“文以载道”,还是“义理明道”,抑或是“训诂明道”,开始倡导其学术观念者都是针对学术中存在的积弊有为而发,对丰富“道”的内涵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社会上追随风气而骛于功名的末流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加重了各种学术思潮的偏颇,最后走向了反面,与开创学术思潮的初衷背道而驰,结果阻断了探索“道”的正确路径,反而造成“道”晦而不明。章学诚指出:“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3](《原学下》)由此可见,章学诚并非仅仅针对清代朴学“训诂明道”的局限和偏狭提出批评,而是全面考察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抨击历代学者各自尊崇辞章、考订、义理明“道”而分畛域,相互轩轾攻击的错误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明“道”主张。他说:“所谓学者,果何物哉?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而已矣。” [4](《与朱少白论文》)这就说明,学者如果具有明确的意识和正确的方法,训诂名物制度可以充实“道”的内涵,著文阐发道理可以丰富“道”的形式,探究事物义理可以提高“道”的层次,三者交相为功,就会大大促进人们对“道”的探索进程,亦即对事物的真理和社会的的正确认识。章学诚对“道”的阐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性质。他反对学者仅仅局限于通过《六经》明“道”的偏见,力倡“以史明道”的观念,对“道”的认识达到了古代史家最全面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史学功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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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章学诚超越了历代儒家仅仅从《六经》中求“道”的局限,考察《六经》以前“道”的存在方式。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3](《原道上》)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是说“道”是随着事物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的,即如人类社会中仁义忠孝、礼乐刑政之“道”,也是随着人类的形成、繁衍以及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逐步形成,表现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随后,章学诚又探讨了“道”的含义:“《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3](《原道上》)他在这里彻底揭开了历代儒家编织的所谓圣人之“道”的神秘面纱,把“道”看成是宇宙万事万物自身存在的东西,对其内涵作了唯物的解释。他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承认“道”是物质背后起作用的内在规律或法则,世间的万事万物是“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解释已经非常接近了对真理的认识。既然“道”不能“形其形而名其名”,所以三代以前之人皆于一阴一阳之迹而见“道”,也就是在事物自然发展过程中求“道”。章学诚说:“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3](《原道上》)由此可知,上古社会之“道”皆合于人伦日用,以明治教之极。“道”亦无定名,更不属于某家私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本不存在后世儒家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以贯之之“道”,更没有圣人以《六经》为后世垂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