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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治与问责：美国的经验(1)

2018-03-07 04:08 [摘 要]大学自治与高等教育问责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学自治与有限自治是问责的基础，而问责则是大学自治的必然。随着外部势力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加深，如何平衡自治与问责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尤为紧迫。美国的经验是：问责的同时保障大学自治；充分了解大学的学术特征；由中介部门实施问责。
　　[关键词]自治；大学自治；问责；美国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accountabi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limited autonomy are the base of accountability, and the accountability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autonomy. Since the impact from exterior power to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es to be strengthened, it is vital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accountabil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experience in America: to safeguard autonomy when implementing accountability;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character of university; and to carry out the accountability through agency.
　　Key words:Key words: autonomy; university autonomy; accountability; America
　　
　　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1](Ｐ31)。从欧洲中世纪大学开始，其行会性质所具有的高度自治特征为大学在当时能够独立于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之外顺利发展提供了保障。自治的原则也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和影响而成为大学的本质特征之一。1636年，完全模仿英国大学模式的哈佛大学在美国建立，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开端。虽然哈佛大学采用的外行董事会自治模式和英国大学自治的传统模式在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大学自治的观念毕竟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著名的“达特默思学院判决”的胜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大学为确保大学自身学术法人自治权力不受政府控制的一次重大胜利。凭借着大学自治的庇护，众多类型复杂、目的多样、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机构纷纷涌现，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势头空前良好，一跃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然而，大学自治的观念并非被所有人接受。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受到苏联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也开始出现了极端不稳定的波动，大学校园里的骚乱开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人们对大学校长问责的呼声越来越高。再加上高等教育不断增加的经费开支、入学率的逐渐下降、社会各界要求放宽入学标准等等，这些因素促使问责制发展起来。不难预见，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众多的社会影响，问责制都将成为重点[2](Ｐ183-191)。
　　问责制最初在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阶段，曾经被认为是大学和学院最难熬的时期，而对于问责制的争论在教育领域也一直没有停息过。由于问责制的存在，大学和学院不得不对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不同要求进行解释，大学和学院开始逐渐受到了各方面力量的影响和控制。一些高等教育学者就开始质疑：大学自治的传统在问责制的压力之下还能生存多久？高等教育机构就要这样疲惫亡命于各种利益群体的苛刻要求和指责之中吗？关于大学自治和问责的争论在所难免。
　　
　　一、 自治与问责
　　
　　自治和问责的关系问题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引起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的关注。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大学和学院并不存在什么过于明显的问题。当然，也许是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关注还远远没有达到某种高度和程度，所以大学和学院才得以安然无恙地享受大学自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也在为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公众的公共利益需要和资助群体的利益提供服务，但是这只是在一种自愿或者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大学和学院肯定不会预见到联邦和州政府、社会公众、捐赠团体、学生家长等等利益各方会在一定时候提出那么多的、完全可以用苛刻一词来形容的要求和指责。正如美国学者所描述的那样，高等教育问责的目标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最初要求大学系统效率，到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再到组织生产力，到满足外部公共利益和市场需求的响应……就像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情况一样，新的目标总是在不断增加，但是以前的目标却很少被丢掉[3]。大学和学院在拥有大学自治的情况下依然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恐慌。在高等教育内部管理者看来，大学自治仿佛已经成为了虚设的装饰物，其效力正在被外界组织环境中的各个利益群体所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