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创新－音乐教育研究(1)(2)
2018-03-14 06:49
导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集中的体现在“陶冶性情”一语中，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伦理蕴含。古汉语中“陶”、“冶”分别是指按制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集中的体现在“陶冶性情”一语中，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伦理蕴含。古汉语中“陶”、“冶”分别是指按制陶的模子和铸铁的模子来铸造，所谓“陶冶性情”实质是指把个性的性情纳入固定、普遍、制约性的道德模式来加以规范。重理性，轻感性，重规范，轻个性。要求情在理中，美以善为本，是我国传统音乐功能观的显著的民族特色。在历史上，这种观念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服务功用，被广泛接受。但在教育大改革的今天，在素质教育的今天，仅仅把音乐定义在为德育服务和实施德育途径的功能上是很不全面的。教育如何为国家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已被提上教改的重要日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音乐功能的狭隘性应该被打破。
音乐功能的拓展，感性的、解放的功能。
一、音乐感性功能与学生个性发展
音乐的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倾向性功能，受个体的经验、所处的环境等影响；一种是非倾向性功能，它纯粹是建立在感觉之基础上的，听众无需经理性判断，单凭音响对感官直接刺激就能直接感受到。
音乐中的基本情绪通过艺术知觉的沟通作用转化为音乐的功能。艺术知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于刺激物的直接的和生理上的反映；第二阶段是一种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反应；第三阶段则表现在艺术刺激与人的内心活动融为一体。音乐知觉与其他艺术知觉一样也有三个阶段。当音乐知觉处在直接反应阶段时，音乐中的情绪类型被体验，人们对音乐艺术的生物需求能得到满足，于是产生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生物需求之基础上，它没有任何社会倾向性。而传统的音乐功能观只注重了社会性的功用，不建立在感性的、个性的基础上，不于之相结合是非常片面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对于音乐功用中感性的重要性，在国外早已确立。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主要反映于欧洲15、16世纪音乐家的理论著述中。当时的艺术崇尚一种“人本主义”的艺术思想，音乐的感性特征被人们普遍认同。较为突出的人物有西班牙作曲家、音乐理论家萨林纳斯（SaLinas，1513—1590），他以音乐的划分是人在音乐审美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认识能力为出发点，区分为三种音乐：⑴纯感官的音乐；⑵以理智为对象的音乐；⑶既以感官，又以理智为基础的音乐。对于第一种音乐，萨林纳斯指的是像鸟儿歌唱那样的自然音响，“只用听觉来感受,不要求理智参与”。第二种音乐，是“只以理智为对象的音乐”，“古代人所说的宇宙音乐可以理解为这种音乐，它的和谐不是通过听觉的愉快来感受，而是通过理智来感受的；它所提供的不是声音的混合，而是数字的对比。这是隶属于天体音乐和个性灵魂的能力的音乐”。对于人本主义音乐思潮而言，萨林纳斯实际上承认的是第三种音乐，即“处在以上所说的两种音乐中间的音乐，是既用听觉又用理智讨论的音乐，这就是古代人称为器乐的音乐”。由此分类看，萨林纳斯一方面在这类区分中给人所创造的，用人的听觉和理智去感受的音乐以肯定，另一方面，是将可由听觉与理智感受和认识的“器乐”作为音乐的本质存在来看待。认为人对音乐的把握在于感性与理性的综合而不偏于一端。
17世纪的西方，理性成为科学和哲学中的权威。但同样离不开感性，作为哲学家、数学家与天文学家的德国学者凯普勒（J·Kepler,1571—1630)曾在《宇宙和谐》中提出音乐审美中“高级的能力”与“低级的能力”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感知能力。前者是能够按照人的意志与愿望行动的高级心智活动。它能够发现和揭示音乐和谐关系的精确比例，并且能在审美体验中要求智慧、意志这类理性活动；后者属于人本来就具备的低级感受能力，它是与听觉本能相结合的，未经教育的儿童也能感受声音的和谐。例如人耳的构造能证明，人具有在生理上对和谐与不和谐声的反映能力。同样指出音乐感性的存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19世纪的西方，更多的音乐理论家强调音乐的感性价值。美学家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当倾听某种歌声时，我们还没有听清歌词和旋律，便觉得已深受感动。有些音色使人立即兴奋或松驰，有时会使人狂怒，有时象微风一样轻抚我。”说明当人们的审美活动处在“审美反射”这一初级阶段时，理性并没有发生作用，仅仅是一种感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