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教育的素质(1)(4)
2018-03-26 01:42
导读：笔者把我们国家队伍庞大的教育研究人员也视为教师，他们当然也应具有教师的操守。此外还有研究方法和态度的问题，我希望约定，我们都要理论联系实
笔者把我们国家队伍庞大的教育研究人员也视为教师，他们当然也应具有教师的操守。此外还有研究方法和态度的问题，我希望约定，我们都要理论联系实践，都要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不要隔靴搔痒，不要天马行空!教育研究人员的高素质，是我国教育高素质的重要方面。
四
另一类影响中国教育素质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是校长。
这里，也只是举例性的讨论高等学校的校长。
对中国高等学校校长素质的要求，笔者想改变一下探讨方法，首先看看他们的“公众认同度”。有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3 300多份回收到的有效问卷中，有69．87％的人认为，当今中国大学校长的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在这些大部分是青年，少部分是中年及以上，平均年龄为28岁的被调查对象中，“记得自己在校时的校长”的人不算少，达77％；但欣赏和支持率却很低，“很欣赏和很支持”以及“比较欣赏和比较支持”两项相加，不过20．77％；抱“无所谓”态度的，达33．3％；“不欣赏和不支持”的，达33．37％；“讨厌”和“反对”的，倒有12．57％。这个调查结果说明，中国大学校长最缺的恰恰就是他们最应具备的：教育素质。这是一件令大学生，也令所有关注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十分伤感的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有许多作者如王亚朴、陶增骈、侯德彭、余立等先生，在他们的高等教育管理类著作中，先后提出了高等学校校长的许多条任职标准。还有一个响亮的呼声——要让校长成为教育家，要为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创造条件，在那时曾经引起过轰动；英国剑桥大学前副校长EricAshby也有四条经验之谈，很具理性思辨的价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ClarkKerr的素描，对我们探讨校长素质，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笔者不打算在此做整合或拔高，只提一点与此相关的具体建议。
校长要有对大学使命的认识。
这也有许多许多经典的和现代的教育著作，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许多国内作者的高等教育学著作，包括难以计数的论文都可供参考，此处不打算旁征博引。我只想说的是，校长确实应该修身养性，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个职位的使命、任务、目标、难点和突破点等，我国大学校长没有就职、宣誓一类的仪式，但这种思考比形式上的仪式更重要。近年来我们对大学精神一类话题的议论，已经不算少了，就是联系现实不多，所以基本上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特别是校长们的回应，只是文章作者的良好愿望。笔者的意思是，最好不要说得太抽象，必须把大学精神与其所在的社会背景特别是社会制度背景相联系。因为大学集中地反映了它的国家、它的社会、它的民族的凝聚力、忍耐力、思想的容量、文化的追求、智慧的水准和精神的高度。包括大学精神在内，以校长认知为代表的大学对自身使命感悟的灵性，是它的国家、它的社会制度、它的民族灵性的表达。对我们的大学，其中自然包括对我们的大学校长不要过分放任!听任他们越来越向官员的目标倾斜，就像许多的评论一样。他们还可以更好些，但也不能太苛求，因为，他们都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氛围中，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下的一种存在。我们的论者不应该眼睛只盯住校长个人，埋怨他们何以不是蔡元培，何以不是傅斯年、李登辉、张伯苓、马寅初，而要给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突破路径，而且要追寻制度上的缺失。但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相关的人都应该逐步加深理解校长这个职位，对社会、对民族和对整个国家的长远意义，而不应该只把它理解为一个官位，不能只追寻它包含的名和利。这是一个为国家民族献身的机会，也是一个需要牺牲精神的职位。而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大学校长太少了。这是我国教育的素质不够高的重要表现之一。
中国大学排名 恰如其分地要求中国大学校长学习和思考教育(请注意，这不等于说都要去拿一个学位或文凭，这样的“量化”，可能又将是一场灾难)，并内化为自己的人格追求和实践，是完全应该的。再往高处看，大学或许还能进一步承担改造社会的使命，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但这是一个复杂而痛苦的过程，校长首先要站在国家、社会和民族的高度思考这个过程，并下决心开始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