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思想演变轨迹探析(1)(3)
2015-07-17 01:47
导读：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兴起的时代，行政与政治再次融合到一起。当然，这种融合与早期公共治理研究并不相同。由于学者们对于独立出来的“行政”因素已经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兴起的时代，行政与政治再次融合到一起。当然，这种融合与早期公共治理研究并不相同。由于学者们对于独立出来的“行政”因素已经能够顺利处理，所以再次将“政治”因素嵌进进“行政”对于公共治理而言是可行和必须的。
三、 “效率”与“价值伦理”的对立与转化
以美国人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911年发表的《科学治理原理》一文为标志，公共治理进进到科学治理主义时代。以“精密性”、“规范性”途径为核心的“效率导向”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泰勒以为加强专业性计划工作可以促成组织的标准化、程序化的工作流程，从而增进组织的稳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摆脱了传统依靠个性进行组织治理的模式。“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建立了官僚模型( Bureaucracy Model)，以为官僚集权组织是适用于一切复杂组织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怀特等人作为公共治理的代表,以为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得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建立相关的原理、法则和知识体系。
科学治理主义时期公共治理的特点是：治理是科学而不是单凭经验行事的方法；认定对于每个组织而言,必定有一种本钱最小、产出最大的最优方法。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科学治理主义以为人就是以追求私利为惟一行动动机的。这一熟悉的优点非常明显：科学治理的工时研究、动作研究、计件工作制、本钱核算方法、职能工长制的理论，满足了经济人的物质需求，并且通过严格的治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进步了生产效率。但科学治理主义由于将除追求私利以外人的其他特性全部剥离，所以也存在理论缺陷。
于是公共治理以“行为科学——一种倡导关心人的价值伦理流派”作为方向演变。研究者发现，人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感情相互依存的需要，可能放弃经济利益而屈从于人际关系、道德和感情，并且有通过公共生活实现社会目标的愿看。特别是梅奥（Mayo）、罗特斯利博格（Eritz J. Roethlisberger）和怀特赫德（T.N. Whitehead）1927—1932在西方电气公司完成的霍桑实验（Hawthorne Experiments）发现：社会、心理因素是鼓励工人进步劳动生产率的基本途径；非正式组织有自然形成而其成员必须服从的规范；在职工需要中，金钱仅仅是一部分，更多的需要则来自于感情、安全感、回属感等等。这样，他们就彻底颠覆了科学治理的“经济人假设”而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人假设”。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行为科学逐渐被接纳为研究公共治理的新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西蒙的决策理论。西蒙批评传统的组织理论把组织中的人看成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既定因素而不是可变因素，因而忽略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他以为，成员的心理、行为与决策关系密切，只有对成员的决策和行为因素进行分析才能理解一个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被种族歧视、政府***等社会题目所困扰；70年代开始的滞胀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反映在公共治理上就是人们对于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所有这些，促进了公共治理的变革——“新公共行政”运动兴起。其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H. Frederickson）主张以政府及其公共治理过程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作为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概念。新公共行政运动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社会正义与公平；以为传统的公共治理过于专注于高层治理与职能部分的治理，以至于效率、经济目的总以公平与正义为代价，而后者正是公共治理的根本目的；要通过范式革命对传统公共治理的框架进行彻底的革新；夸大公共治理的“公共性质”，指出公共目的、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行为等正是其与以产权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治理的根本区别；主张“***行政”，要求尊重人***权与意愿。
这样，公共治理的“公共”特点第一次比较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使得公共治理不再仅仅是私营治理的鉴戒者了。但是，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实用性不强，正如理查德·J·斯蒂儿曼所质疑的，题目是“在既定的宪政体制内如何才能把公共行政推送到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6］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以追求“三E”（Econom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为中心的新公共治理运动，因其较好的实用性取代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主流地位。新公共治理的主张主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替换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决策程序简化；节约公共开支；实行私有化政策；开展以竞争和顾客为导向的公共政策选择。从实践上看，以新公共治理理论为导向的各国政府改革，确实有效地遏止了政府的过度扩张，减少了行政本钱与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