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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的前提与前提的理解
这是解释活动中一个经常被人们关注和阐述的重要命题。马克思认为，一切解释活动都是有某种思想前提的。他在批判施米特教条式地对待某些文本、思想而提出“ 没有前提的思想者”的命题时指出：包括施米特(此处称“桑乔”)所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环境，“这些现实的前提也是他的教条公式前提的前提。……只要他还没有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承认现实的前提是他的思维的前提(如果承认，那末教条式的前提的基础就会完全失去)的时候，不管桑乔愿意还是不愿意，总之他是在有这些现实的前提时才又有那些教条式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0页)这段批判性的文字告诉我们，人们对文献的理解和思考总有某种前提。人们对文本中思想的理解和批判也势必首先要考问文本得以形成、思想得以提出的种种前提。马克思这样看待文本解读中之前提的追问：“对任何科学的最初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页)而要对文本内容的前提亦即创作者立论或言说的前提提出质疑、反思和批判，也必然地要求并表明文本的解读者、批判者有了与文本作者不一样的前提，或者有了对与之类似的自己的思想前提的审视和反思。文本的解读和批判，是在一种对于作者和解读者自身思想前提的双向反思过程中展开的，是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之前提方面的“自觉觉他”。马克思用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解释的思想前提与被批判对象的思想前提之本质差异，说明他的思想前提对阐释方法的规定性：“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 578-579页)正是因为马克思在“主义”方面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前提与文本作者思想前提的差异，并超越了解读对象的思想前提，才有了他对黑格尔哲学及其大量文本的科学扬弃。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理解的前提似乎又是双重存在的：它们既包括使某种“主义”或使主体某种观念结构、知识背景和价值态度这些解释活动赖以进行的意识基底成为必然、成为可能的现实生活环境，又包括解释活动之意识基底本身；亦即既包括现实的前提，它是思想前提的前提，又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前提本身。马克思对理解前提的认定和分析，与海德格尔所言的“前有”、“前见”语异义近，也与伽达默尔的“成见”理念十分接近。仅此一点，表明马克思早在这些解释学家苦苦研究解释活动、建构解释学理论之前，就已深刻地触到了解释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强调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说明现实的前提是思维和理解之主观前提的前提：“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若借用解释学的语言，我们应当说，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解释活动之前提中“前有”对于“前见”的客观规定性。他在自己的解释实践中，经常运用这种方法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解释和评价各种理论文本和社会思潮。例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就十分明确地谈到了研究法律及其文本必须注重其社会前提的分析，从前提证明结论的合理性。他指出：“如果从立宪的前提出发，黑格尔的证明还是可信的，但是黑格尔没有从这些前提的基本观念来分析这些前提，从而证明这些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0页)正是因为对立宪的基本观念及其社会前提没有分析，所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只能是绝对精神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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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还十分深刻地分析了解释者类似于认识的“前结构”、“前见”、“成见” 一类的思想前提对文本理解所构成的具体规定和作用。在马克思的解释学视域中，偏见即一种偏执的“前见”或固守的“成见”，常常以文化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于主体思想深处。它让解释者们把自己主观世界的思维定势、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带入文本的解读中，给文本的意义陈述多方面地打上解读者的主观印记。马克思具体论述了德国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环境，作为一种解释的“前结构”深深影响了德国著作家们对英法社会思想文献之解读的内在机制。当年德国的政治经济大大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水平，但德国的哲学却毫无逊色地在世界思想史上充任了“第一小提琴手”。德国的思想家们是在“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历史的”；他们“是本世纪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同上，第458页)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许多世纪以来哲学词句都占有一定的势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这样的文化语境和主体思想结构，决定着德国的思想家们大多是从自己的社会弱势和哲学强势这一主、客观对立的“前结构”出发，去解读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文献和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例如，对于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作为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他们不恰当地把法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内容和阶级斗争的实际要求“翻译”成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纯粹人类意志的本质规定”。“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的统治的扬弃’，等等。”在这些德国式的无谓思辨中，著作家们完全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对此，马克思痛斥“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299页)，这是一种“从事物的哲学的尾巴上来抓一切事物”的言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1页)正是由于这种解释学的语境，常常使得马克思在解读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本时，不得不沿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著作的书名所表征的方法，从“经济学-哲学”的结合上去进行经济学的清源和哲学的正本。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实际地说明，文本的性质及其赖以生成的语境，先在地要求解读者具有某种能与文本对话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才能透视其内在的隐秘，理解其思想的本旨。理解者的思想前提，在另一端也规定着他对文本作者之思想前提的理解。文本作者言说的思想前提，与文本解读者的思想前提之间形成的涵变关系和非线性作用，生动地影响着解释主体对文本解读中“问答逻辑”的具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