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政治论文 > 正文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转换模式_政治毕业论文(3)

2013-05-15 21:30 成功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里就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在一九二二年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高潮；虽然个高潮也有几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但最终还被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下去。在俄国成功了的，在中国并不一定成功。“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遭到了失败。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方式，也必须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必须适合中国的主要矛盾，必须适合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　　

    正是这个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不平等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得以借助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和三民主义的思想武器，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进步力量，推进国民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寻求同盟者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党的领导者陈独秀并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过分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极力压制农民运动，同时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使这个尝试失败了，党的宝贵力量遭受极大损失。这不得不使具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深思：中国革命以工人运动为中心走不通，为什么同资产阶级联盟也走不通？要继续革命，必须探索新的道路。于是有了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换来的正确的结论，标志着党的中心工作的某种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带有明显的应变崐色彩，还不是理智的自觉的选择，因为这次会议仍然确定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基本工作”。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后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仍然以占领城市为主要目标。虽然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仍然在岐路面前徘徊。

　　中国革命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在这个重要关头，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本领。当秋收起义的部队遭到挫折，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时，他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率领不足一千人的队伍开向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理论。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土地革命不断深入，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只是在这时，“城市中心论”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的第二次转换也才真正开始。中国革命终于找到了一条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没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取得共识，毛泽东本人当时仅仅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远离党中央领导核心，因此在中共中央没有多少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并且在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道路之后，仍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八年之久。在这八年当中，他们不断重复同一个错误，一再打击毛泽东及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中国革命也一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指导者”。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分别给以政治纪律处分。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举行的武装暴动，大多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许多决议都是正确的，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城市中心论”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一，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这反映出中共中央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还停留在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在六大之后，接连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照搬照抄“城市中心论”。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这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他自己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语言上完全模仿列宁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数国取得胜利的表面词句，仍然认为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改变过来”。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其结果，使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在克服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次机会主义在本质上同以前的机会主义性质一样，一方面强调以城市斗争为中心，急于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另一方面激烈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他们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和红军，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 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排挤毛泽东对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由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长达四年，使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百，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又使红军濒临覆灭的境地。这标志着“城市中心论”的彻底失败。正是这个彻底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正确性，给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开辟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的第二次转换才得以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