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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_政治毕业(4)

2013-05-22 01:29
    在“最初的文本”中，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论述：“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而且他们把我们所描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用‘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广松涉认为，从马克思在这一页的栏外写下“费尔巴哈”并划了下划线可以察知，这段文字或者是其前后对自我异化论的批判给马克思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马克思生前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惟一的部分即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8月、9月号上批判格律恩的文章中，构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干的自我异化论已经成了嘲笑的对象。
    第四，在“意识形态”、“自然形成的”、“生产力”等基础术语的用法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着差异。例如，“生产力”这个词，马克思使用的一直是Produktivkraft及其复数形式，而恩格斯所使用的都是Produktionskraft及其复数。这说明“口述笔记说”是不能成立的，否则就不会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生产力” 这个词时的差异了。
    关于“口述笔记说”，广松涉进一步指出：从马克思文章的风格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想到，马克思的文思并没有敏捷到能直接口述让人记录的程度，要不然《资本论》早就完成了。一般来说，对高度理论性著作的口述与传记的怀旧谈不同，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在好不容易捕捉到了“新世界观的天才性萌芽”的时候，连整理理论点的备忘录也没有就自己口述让人记录，即使是文思如涌的人也做不到。而且1845年那个时候，恩格斯绝不是马克思的“弟子”。如果是对夫人以及魏德迈进行口述还说得过去，另外如果是只要稍加修改便可以定稿的内容也说得过去，让恩格斯记录需要再次誊写的草稿，马克思是不会那样做的。

    三、简短的评论

    在国外马克思学家中，除卡弗和广松涉外，琼斯、里格比、凯尔纳等人也认为青年恩格斯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琼斯指出，“一些基本的和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最初浮现于恩格斯的而非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9] (P102)里格比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一致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一书中指出，恩格斯在1842—1844年间所作的许多实际历史分析，预示了他和马克思后来所发展的思想：对生产力发展的强调，把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所达致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从阶级权力来看国家的特征，以及对政治经济学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等；[10] (P41)《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中关于生产力社会首要性的论断，关于现代社会分化为两大阶级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衰落及其创造的“产业后备军”的分析，关于国家作为“阶级国家”的概念，关于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说法，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等，显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10] (P63)凯尔纳则从对“现代性”分析的角度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在凯尔纳看来，尽管以前的理论家也对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作了区分，但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对现代性作了严格而全面的历史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是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对现代和前现代社会的区别作了“理想型”的分析。[11] (P174、175)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主导看法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领先于恩格斯，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在这一前提下，国内学术界通常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上存在“对立”，而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通常是抬高马克思而贬低恩格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提出青年恩格斯思想领先于马克思，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实际上，长期以来人们确实忽视了对青年恩格斯影响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问题的研究。尽管人们都承认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从事经济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很高的评价，但并不认为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在总体上曾领先于马克思。本文所介绍的西方学者对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关系的新观点及系统探讨，也许是片面的，但它促使我们正视这一问题，并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这里先就广松涉的观点作一些初步的评论。
    广松涉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极端的，其许多立论很难成立。首先，正如彭曦博士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者后记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广松对“ 生产力”这一术语缀词法考证中“3处”与他的说法不相符的例外“终究会被重新判读”的断言，已经被涩谷正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重新调查所推翻，“这样一来，广松的恩格斯论的说服力自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削弱”。[12] (P378)其次，广松关于在共产主义论方面恩格斯领先马克思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涉及到对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总体把握。根据里格比的说法，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从黑格尔派“目的论”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断裂”。如果真像广松所说的那样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仍然坚持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也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应该建立起来的状态”，那么就说明恩格斯还没有摆脱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目的论”，就大大落后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中就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 (P118-119)这说明恩格斯已经摆脱了唯心主义“目的论”。认为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是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这是对恩格斯思想的彻底误解，可以说是广松的恩格斯论的最大败笔。第三，广松关于恩格斯一贯排斥异化理论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青年时期曾经坚持“自我异化论”，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思想称为“哲学共产主义”，[14] 也是同样的思路。问题是此时恩格斯也处于同样的思想发展阶段，甚至由于恩格斯更早地通过赫斯接受了共产主义从而较马克思更早地以“自我异化论”来论证共产主义。按照里格比的说法，1842—1844年恩格斯笔下所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异化的令人沮丧的画面”，而在恩格斯看来，“为了实现人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最终目标，就必然会经过异化的阶段”，因为他相信“进步是人类的本质”。因此，说马克思是在受到恩格斯批评后放弃了“自我异化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