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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与建设的民族主义(2)

2013-06-22 01:01
导读:明,与冷战时代相比,後冷战(後霸权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虽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仍然存在。这种霸权的特点
明,与冷战时代相比,後冷战(後霸权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虽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仍然存在。这种霸权的特点是:“西方其实是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资源掌握世界,借此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并促进西方和经济价值。”(3)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而崭时又处於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即便撇开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对立不计,它也不可能不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霸权挤压和排斥的对象!这在美国断然拒绝全面销毁核武器,同时又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诱迫中国政府签署足以保证美国维持其绝对核武优势的全面核禁试条约,以及在中国大陆究竟是以发达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得清楚无遗。而且,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固然对的防务暂时有好处;然而美国的对台战略原则,却明显是基于对中国这一潜在劲敌的遏制。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延续《日美安保条约》,扩大日美安全体系的防御围和在一九九六年初与澳大利亚签署《国防合作条约》,已经大体完成了旨在对中国大陆实行遏制的战略部署。联想到“围堵中国”的呼声,突然在英美雀声四起,那既不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後,也不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处於停滞状态和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滑坡现象的一九九零和一九九一年,而不迟不早,恰好是在中国大陆因展开新一轮经济改革而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获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就,从而显示出其综合国力正在急速攀升,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九九叁年--两相对照,实在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深长思之!诸如此类的现象,使许多中国人在关注乃至支持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而与大陆当局持续进行激烈争执的同时,也注意到前者与中国大陆之间实际存在、且更为深刻的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便提示他们,对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的新霸权主义,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近几年中国大陆主义思潮的勃兴,就其国际背景来说,正可以看成是对这种新霸权主义的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另一方面,冷战虽已结束,但世界却并没有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因为今日的世界究竟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和西方价值的一统天下!不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能够完全正确地解释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但是,只要留心一下俄国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潮,中亚、中东猖狂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所谓亚洲价值论等等,相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冷战结束以後,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存在,而且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确有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近年来在大陆本土腾然而起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对於由冷战的结局所引致、且几乎遍及全球的那股特别强劲的西化浪潮的一种回应。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叁)从革命的民族主义转向建设的民族主义

    以上所述表明,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绝不是毫无来由、毫无根据,而仅凭当局的“呼风唤雨”就可召之即来的!否则,人们讨论和研究这种现象,或批或褒,岂不都是在庸人自扰?别忘了,那些对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持彻底批判态度的人不是都在说,北京当局早已失尽了民心,丧失了对民众的号召力吗?怎麽突然一下子,它居然有如此这般的法术,竟能无风起浪,掀起这麽大一股思潮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足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仅仅归诸北京当局的煽动,实在只是一种太过简单化的作法。而且,我们对这股思潮,也不应采取“斗争” 的立场,即认为既然北京当局支持之鼓励之,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必须坚决反对!不过应当明确,肯定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存在,并承认它具有某种合理性,这并不意味着主张对这股思潮持完全肯定和顺应的态度。因为观察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可知,除其中的热而外,其余种种差不多均带有相当强烈的对抗性和破坏性,或者说,仍然都停滞或局限於“革命民族主义”的畴!那种“工具性民族主义”(即以民族主义作为“反和平演变”的手段)和在民间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自不待说;就是一时尚未形成气候和带有“西化的反西方主义”色彩的 “後学热”,也不例外。然而事实是,至少在目前和今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於拥有核武的中国来说,外患的威胁并不存在;而且,包括台独和藏独势力在内,不仅没有任何一种分离势力能够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就是台独势力有一天幸在台湾得手,它也未必敢于贸然宣布独立。因此,这种对抗性、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对外显然没有必要;即使用来对付国内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 “部落主义”,至少在目前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说,鉴于国际上新霸权主义的兴起和各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国内分离势力的抬头,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应对,这确有其某种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亦应当扬弃这种对抗性和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而选择建设的民族主义!所谓建设的民族主义,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涵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叁个领域。就“对内”来说,建设的民族主义可集中为一点,就是主张以宪政国家的形式,把目前分裂分治的台海两岸(因香港已回归中国,澳门的回归也指日可待,本文不就统一问题对港澳进行讨论)统一起来,并在政治统一、经济整合与国内各民族、各族群的文化平等存在、自由交流以至相互融合的基础上,逐步缔造统一的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我们首先以宪政民主排除了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从原则上说,这同时也排除了“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内含的与中央集权、乃至极权统治密切相联的那一方面。不言而喻,原西藏那种政教合一和领主统治的制度亦被排除了出去。我们同时也排除了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地方分离主义。作出上述种种“排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消除那些导致对抗性、破坏性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分歧,从而为从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上解决两岸的对峙、大陆内部的民族纠纷及建设中华民族,留下必要的妥协空间或回旋余地。很明显,如果有关各方象现在这样在统独问题上一味固执己见,甚至变本加利,那么,依笔者之见,“和平统一”就必将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妙幻想,即使大陆将来有一天实现了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治民主化,两岸和汉藏关系的走向也未必乐观,其间的对峙或冲突更未必能迎刃而解!须知,民主不是万能的;与民族独立密切相连的所谓外部自决,也绝不是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用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唯一原则和方式。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当局一再宣示,坚持以和平统一为其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实际也是大陆多数民众的愿望;台湾正在逐步全面落实民主制,台北当局亦反复声明,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达赖喇嘛最近则多次公开表示,他并不主张西藏独立,并且愿意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的原则基础上,与北京当局进行对话和谈判。可见,无论是出于对民心向背、国际道义形象的顾计,或是出於对彼此之间力量对比这一严酷现实的考量,相关各方的“代表”,没有那一个敢于公开否弃和平统一的道路!因此,照理说,只要相关各方能够秉持相互谅解和妥协的精神,通过谈判协商,折冲调和,即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台海两岸在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立国精神,以及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而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长期严重滞後的条件下,这些差异还呈现出某种日益拉大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不可能不被台独和藏独势力利用来影响台湾人、藏人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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